这期间，他还曾到美国考察半年，广增见闻。他还曾经和孙中山合作，但后来两人分道扬镳，根本原因就是梁启超一直认为光绪是位开明的皇帝，因此主张君主立宪。当时革命和立宪成为水火不容的两大阵营。

　　1907年，梁启超和蒋智由、陈景仁等在东京组织政闻社，并发表宣言，提出四大纲领：一、实行国会制度；二、厘定法律；三、确立地方自治；四、慎重外交，保持对等。这是他们要实现新的国家形态的梦想。政闻社的许多成员后来回到国内，在各省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为辛亥革命的成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广阔的视野让梁启超的思想有了巨大的跃进，民权、民主、科学、自由等概念已深深扎根在他的心里。东渡一年后，他讲到自己的感受：“亚洲大陆有一士，自名任公其姓梁，尽瘁国事不得志，断发胡服走扶桑。扶桑之居读书尚友既一载，耳目神气颇发皇。少年悬弧四方志，未敢久恋蓬莱乡，逝将适彼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问政求学观其光。”这几句话简洁地描绘出他的心路历程。

　　梁启超将中国和日本作比较：日本明治维新40年，驱逐外力完全自强，仅20年间政治开明、科学进步、言论自由；而中国是个老大的民族，守旧精神特别久长，数千年来的封建主义影响实在太深，进行社会变革并非易事。他在《新民丛报》上讲“夫我既受数千年之积痼，一切事物，无大无小，无上无下，而无不与时势相反，于此而欲易其不适者以底于适，非从根柢处掀翻之，廓清而辞辟之，乌乎可哉！乌乎可哉！此所以Revolution之事业（原注：即日人所谓革命，今我所谓变革），为今日救中国独一无二之法门。不由此道而欲以图存，欲以图强，是磨砖作镜，炊沙为饭之类也。”目睹中国之现状，他的忧患意识喷发出来：“今天下之可忧者，莫中国若；天下之可爱者，亦莫中国若。吾愈益忧之，则愈益爱之；愈益爱之，则愈益忧之。”他希望全国人民都听得见他的呐喊，都像他一样，参加到救国之大业中来。

　　捍卫民国 旗帜鲜明

　　民国初期，是北洋军阀统治时代，中国社会曲折复杂多变。但辛亥革命成功建立的民国是主体，没有谁能够逆历史潮流而动。

　　梁启超在日本流亡十五年，极其兴奋地回到祖国，希望能一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他先后在袁世凯和段祺瑞政府中担任司法部长和财政部长，但都不到一年就退出来。军阀任意横行、鱼肉百姓、污辱民国，官场中，顺此风潮者，则优而容之，逆之则锄而去之。在这样的环境下，虽然他自己也组织学会，组织党派，希望有所作为，但在军阀混战中，终难有所作为。

　　1915年8月14日，袁世凯授意筹安会六君子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李燮和著文鼓吹帝制。梁启超立即意识到这是帝制复辟的序幕。时任袁世凯参政院参政、将军府将军、全国经界局督办蔡锷秘密到津，在中国银行总裁汤觉顿家中会晤梁启超，共同商议发难，梁说：“余之责任在言论，故余必须立刻作文，堂堂正正以反对之，君则军界有大力之人也，宜深自韬晦，勿为所忌，乃可以密图匡复。”他们选择云南为首先发难之地，理由是蔡在辛亥革命前后是云南革命运动的掌舵人，声望高，于军界政界均有好友和拥护者。

　　梁启超于8月22日，怀着不忍坐视袁世凯及六君子“鬼蜮出没，除非天夺吾笔，使不能复属文耳”的态度，竟夜写成《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檄文，让汤觉顿和范旭东赴上海和北京在报刊上发表。9月1日，他还堂堂正正将此文呈请袁世凯阅览。袁派内使夏寿田赶赴天津，贿以“二十万元，令勿印行”，遭到梁启超的拒绝。袁继之又派人威胁道：“君亡命已十余年，此中况味亦既饱尝，何必更自苦！”梁启超则以蔑视愤慨的语气说：“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余宁乐此，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使来者尴尬，无言以对。

　　梁启超讨袁檄文于9月3日先在北京英文《京报》汉文部刊出，随后《国民公报》转载。从4日起，上海各大报刊刊登，上海各界抢购传抄，为前所未有，威力震动了全国。

　　1915年11月17日，蔡锷由京到津，19日，以治病为名，东渡日本，然后经上海（有一说经台湾）、香港、越南，于12月17日到达昆明，联络旧友，国民党温和派和进步党人士加入进来，于22日在昆明召开独立大会。25日，云南宣告独立，组成滇黔护国军，蔡锷任总司令，兴兵讨袁，全城欢呼、悬灯结彩。此后，梁启超也摆脱了袁世凯的监视，南下上海，为护国军起草了讨袁檄文和宣言，多次致函蔡锷，在战略战术、组织宣传、对外方针方面，予以指导。他还联络策反黔贵粤等省共同反袁。广东省督军龙济光谎称赞成反袁，实为袁之死党，枪杀了前去策反的汤觉顿及其赞成反袁的部下谭学夔、王广龄、岑伯铸，此即“海珠惨案”，梁仍期望龙能转变，只身入粤而谈，以乡亲之谊诉说，也陷入险境，幸得他人相助，逃出一劫。

　　当此之时，反袁声势席卷全国，东南各省相继响应，袁世凯焦劳羞愤，宣布取消帝制，于6月6日死去。一场丑剧就此结束。

　　袁死后，1917年7月1日又出现张勋复辟，梁启超与汤化龙、林长民、刘崇佑、籍忠寅等研究系同仁在饮冰室开会，商讨反复辟事宜。梁启超起草了讨伐张勋复辟的通电。此时让梁启超想不到的是，康有为竟然署名拥护复辟，于是他秉笔指斥康有为。有人对此表示惊讶，梁说：“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也。”梁启超坚持自己的道德观，以真理为重，对捍卫共和政体作出了重大贡献。

　　旅欧一年 思想巨变

　　梁启超思想上最大的跃进是1918年12月至1920年到欧洲考察。同行者一共七人，包括地质学家丁文江、军事理论家蒋百里、政治学家张君劢及杨鼎甫、刘崇杰、徐新六。

　　在欧洲一年多时间，梁启超在英国和法国停留时间最长。他参观了欧洲的国会、银行、商会、教堂、农村、城市，对欧洲社会进行了认真的观察，收获颇丰。在欧洲的所见所闻也引发了他新的思考。那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十分萧条。恰逢天气寒冷，烧的煤比金子还贵，人民生活十分困苦。梁启超感慨，欧洲文明源远流长，又一向以个性解放、自由、法治著称，怎么会发生世界大战这种灾难，怎么会有这样混乱的社会状况。

　　旅欧期间，梁启超还参加了正在法国举行的解决一战后国际问题的巴黎和会。会上，美、英、法等战胜国列强不顾中国利益，将原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交给日本。这让梁启超对西方各国大失所望。

　　根据见闻，梁启超提出东西文化各有所长，应取长补短，认为“救知识饥荒，在西方找材料；救精神饥荒，在东方找材料”。由此可见，梁启超对客观事物的看法并不因循守旧，而是采取宽容、崭新而开明的态度。在欧洲游历期间，他还不失时机地学习了法文、英文、拉丁文。

　　讲学南开 著书立说

　　1912年他从日本回国以后，在北京待了十二天，十九次被请去参加各种应酬活动。他不适应北京的这种政治气候，感到不胜其扰，决定找个安静的地方，避免嘈杂，这样可以有时间来梳理自己的思想。于是，从1915年开始，梁启超住进天津意租界（今河北区民族路46号）。他将自己的房子命名为饮冰室。“饮冰”出于《庄子·人世间》：“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比喻自己内心对国家、民族的忧虑。梁启超在这住了将近十五年，直至去世。

　　晚年梁启超致力于文化教育事业，长期在南开、清华等院校讲学。1917年梁启超应邀在南开学校演讲。当时周恩来正在南开读书，对梁启超久已敬仰，他前去听讲并作了认真记录。梁启超的演讲让他感到“言若金石，入人脑海”。1921年9月梁启超在南开大学演讲《大学的责任》，11月讲《市民与银行》，1922年2月在开学仪式上讲《青年元气之培养》，7月在暑期班演讲《教育家的自家田地》……在几次公开讲演以外，他还讲中国文化史，后整理为《中国历史研究法》，成为史学名著。梁启超讲课很有吸引力，听讲者不仅有南开学生，天津市民数百人都来听。梁启超告诉学生们治学要融汇中西：“不要怕难，奋兴起来，一面发扬我国祖宗传下来的学业，一面输入欧西文化。”他对南开大学倍加称赞：“我们希望大学办得欧美那样好，能发扬中国固有的学术，不能不属望于私立的南开大学了。南开师生有负这种责任的义务。如是南开大学不独为中国未来私立大学之母，亦将为中国全国大学之母。”

　　梁启超在讲学的同时，勤于研究、写作，先后著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先秦政治思想》等颇有价值的著作。即使在病重期间，他仍从医院跑回家，继续编写《辛稼轩先生年谱》。

　　少年中国 启发深远

　　梁启超百科全书式的研究以及他在重大历史关头的表现，就是高扬革命的民族精神，是希望国家富强、走向振兴。这也是他一生从事学术、从事政治最重要的一个动力。比如著名的《少年中国说》，梁启超以其富有感染力的笔触，将他振兴国家的追求呐喊出来，读完后让人有血脉贲张的感受：“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这一篇激情飞扬的文章，激励了无数有为的年轻人走上报效国家的道路。我们也许可以说，梁启超的影响超过同时代的任何人。

　　从梁启超的政治、学术活动中，我们能得到很多启发。

　　第一，他的治学精神是我们永远学习的典范。他求知欲很强，一直追求新鲜的事物，以报人锐敏的眼光掘发研讨，观察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物和人物。清末民初的历史都活在他的笔下，在研究过程中，每一步骤都是自己操劳。他以言论起家，也以言论扬名于世。他的成功是他刻苦的结果。他曾讲，“责任心”和“趣味”这两件事情是他生活的资粮。做一件事，认为有价值就应该热心地去做、独立思考、批判分析，总会有好的结果，要有使命感，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做学问，要成功，没有侥幸之事。

　　第二，治学要有分析批判的精神。梁启超曾讲：“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他鼓励人们要多思考，不能盲从。学术是多样性的，不能以一个人的论断为准则，应发现前人未曾发现的东西。他主张开展批评和讨论，在辩论中厘清真理和谬误。在《思想解放》一文中，他有一段很深刻的话：不能“拿一个人的思想作金科玉律，范围一世人心，无论其人为今人为古人，为凡人为圣人，无论他的思想好不好，总之是将别人的创造力抹杀，将社会的进步勒令停止了。”他还以汉武帝独尊儒学，中国学术发展受到束缚为例，论证自己观点的正确性。

　　第三，要珍惜时间。他说“天下最可宝贵的物件，无过于时间。因为别的物件总可以失而复得，唯有时间，过了一秒，即失去一秒；过了一分，即失去一分；过了一刻，即失去了一刻。失去之后，是永不能恢复的。任凭你有多少权力，也不能堵着它不叫它过去；任凭你有多少金钱，也不能买它转来。”他告诫有志于学术的人，要抓住时间，要有远大的抱负，千万不要饱食终日，无所作为。

　　梁启超1922年在南京东南大学演讲时说，中国之学术就如矿产，宝藏极富，应用新方法来开掘，新的方法是西方来的……但不是用西方文化来替代中国的旧有文化，而是选出西方文化好的部分，补充我们的文化，造成一种新文化。

　　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讲：“吾侪受外来学术之影响，采彼都治学方法以理吾故物。于是乎昔人绝未注意之资料，映吾眼而忽莹；昔人认为不可理之系统，经吾手而忽整；乃至昔人不甚了解之语句，旋吾脑而忽畅。”但也出现了偏差，“吾侪每喜以欧美现代名物训释古书，甚或以欧美现代思想衡量古人。”他在《忧国与爱国》一文中严肃地告诫学界：“视欧人如蛇蝎者，惟昔为然耳。今则反是，视欧人如神明，崇之拜之，献媚之，乞怜之，若是者，比比皆然。”这是爱国的思想发出的振聋发聩的声音。

　　梁启超的思想和文笔是超群的，他代表了一个时代，他的著作也是一座矿山。他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对现实的观察、理解。不断研究梁启超，发掘他思想的精华，发扬民族精神，可以丰富我国的思想文化宝库，这是无疑的。

　　（本报记者陈建强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