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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北京城市运行管理重视哪些环节
尹钧科//www.workercn.cn2014-05-19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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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已有三千多年的建城历史,又有八百多年的建都历史。那么,古代北京城市的管理是怎样的呢?这里,我从城市规划、市政市容管理、户籍人口和民政、工商税务、社会治安、教育文化等方面,对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城的城市管理作一初步的梳理和论述。古代北京城市的管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相信这些梳理对现代的北京城市管理或许仍有参考价值。

  城市规划

  古代北京城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主要是由工部主管,规划中基本遵照《周礼·考工记》,由一些精通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主持。

  古代北京城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主要是由工部主管。规划中基本遵照《周礼·考工记》关于“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途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原则进行。元大都、明北京城基本就是依据《周礼·考工记》关于国都的规制而进行规划设计的。有所不同处,当另有考虑,如元大都全城共有十一个城门,南、东、西三面各有三个城门,而北面只有两个城门,有人认为这是规划设计者根据《易经》中的“天五地六”之数的说法而决定的。

  有些精通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在主持北京城市规划时,还按照天上星辰布局某些衙署,如元初的刘秉忠在规划设计元大都时,除依托积水潭的水泊确定大都城的中轴线及东西、南北城垣的位置,并将皇宫(大内)建在中轴线之外,又将圈入皇城的原积水潭的南部改名为太液池。在太液池上,根据古代神话传说营造了蓬莱、方丈、瀛洲三山,即今北海与中海的白塔山、团城、蕉园,强化了太液池的仙境和神秘气氛。此外,还按照天上的星座布局一些衙门的方位,如中书省署建在大都城凤池坊北,对应紫薇垣。主管军事的枢密院建在皇城东,对应武曲星。御史台建在皇城东南方,对应左右执法天门等。街巷胡同也有一定的规制,如元大都城内,自南至北,谓之经;自东至西,谓之纬。大街24步阔,小街12步阔(五尺为一步)。全城共有384火巷,29衖通。这些街巷胡同除少数沿河流或湖水走向成为斜街之外,大都为东西或南北向,横纵交织,规整有序。为了便于城市管理,城内划分多少不等的坊,如金中都有62坊,元大都有49坊(俗说50坊),明北京有36坊。

  市政市容管理

  古代北京城的市政管理,主要是工部、兵部及京师地方政府即元大都路、明清顺天府负责。元代用芦苇编成苇箔披挂在城墙上以防雨水冲刷城墙,清代二月淘浚京城水沟,都是古代北京市政管理的典型事例。

  古代北京城的市政管理,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水资源与城市的供排水,包括河道、明沟、引水渠、污水管道等的规划、兴建、修葺与管理;二是交通道路,包括城内街巷道路与桥梁、进出北京城的主要道路、桥梁,以及主要交通工具的规划、建设、维修与管理;三是能源供给,包括煤炭、木炭、柴草的采办、储存与基地的设置等;四是通讯,包括驿站、急递铺的设置与邮驿马匹的繁殖、饲养等;五是环境建设,包括城市绿化与环境卫生管理等;六是城市防灾,包括城市防洪、防火等。这些方面的主管部门主要是工部、兵部及京师地方政府即元大都路、明清顺天府等。元代禁止人们在金水河洗手,购买大量芦苇编成苇箔披挂在城墙上以防雨水冲刷城墙,清雍正、乾隆间将朝阳门至通州、广安门至卢沟桥、西直门至清漪园等主要道路都改铺为石路。清代二月淘浚京城水沟。有些衙门组织相关人员清除京城街道卫生,严禁民居、商棚侵占街道等等,都是古代北京市政管理的典型事例。

  明清,北京商业繁荣的背后,是公共设施的匮乏和管理无序,北京大街上公共厕所就非常少,以至有“京师无厕”之称。明代王思任在《文饭小品》中曾绘声绘色写道:“愁京邸街巷作溷,每昧爽而揽衣。不难随地宴享,报苦无处起居。”

  据清《燕京杂记》载:北京的公共厕所,入者必须交钱。故人都当道中便溺,妇女也都当街倒便器,加之牛溲马尿,有增无减,重污叠秽,触处皆闻。夏仁虎《旧京琐记》说:行人便溺多在路途,虽有厉害的官吏惩治,但颓风不可挽,有的官员也在道上便溺。至清末,这种状况略有改观。北京各街遍修厕所,不准随意便溺。备有车辆,装载粪便,以摇铃为号。《京华百二竹枝词》中专有诗歌咏这一公共厕所事业:“粪盈墙侧土盈街,当日难将两眼开。厕所已修容便溺,摇铃又见秽车来。”

  户籍人口与民政管理

  不同时代的北京城的户口,包括军户、民户、匠户等几类。为了调控京城人口,除让闲散官员返乡居住外,又将大批卫所军卒迁往京外州县,于地广人稀处大搞屯田。

  金、元、明、清时期,从金中都到元大都,从明前期的北京内城到后期增筑外城,北京的城市规模在扩大,人口也在增加。据学者研究,金中都的人口曾达到40万人左右。元大都的人口,在元世祖至元中后期多达21.95万户,88万人。明代中后期,北京城市军民大约有18万户,85万人。清乾隆间,北京城约有15.7万户,74万人。如上,不同时代的北京城的户口,包括军户、民户、匠户等几类。这么多的城市人口,如何保证粮食供应,怎样进行赈饥恤贫,以及救死扶伤的医疗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等,成为各朝代沉重的民政负担。因此,加强户籍和人口管理,调控人口规模,就成为北京城市管理的重要环节。古代主管户籍及相关民政的衙门主要是户部。此外,金中都和元大都的警巡院,明代北京的五城兵马司,清代北京内城的八旗和外城五城兵马司,也有管理户籍人口及民事的职责。明代前期,曾有许多的卫所军士迁居北京,使京城人口迅速膨胀。后来,为了调控京城人口,除让闲散官员返乡居住外,又将大批卫所军卒迁往京外州县,于地广人稀处大搞屯田,既可解决军粮的供应,减轻政府负担,又能疏散北京城的人口,可谓一举多得。清雍正、乾隆间,也曾将京城大批旗兵迁往古北口外屯种。今怀柔区北部山区的村庄多是清代形成的,而且像喇叭沟门一带多满族居民,就与此有极大关系。

  工商税务管理

  古代北京工商税务主要由户部、工部主管,其下属清吏司履行具体管理事务。元代设大都宣课提举司,负责收取商税;明清时在崇文门外设有抽分厂。征税中,严禁收税官员对商人苛刻、刁难,多征税款:“国家之设关税,所以通商而非累商,所以便民而非病民也。”

  北京是京城,是国都,不仅皇家居住在这里,官员、军民也多,而且消费水平高。因此,古代北京城的手工业,无论是宫廷手工业还是官办的、民办的都很发达,商业也极其繁盛。宋人许亢宗在《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中记载:燕京府“户口安堵,人物丰庶。……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萃于其中;僧居佛寺,冠于北方。锦绣组绮,精绝天下。”人们从中就可想见当时金中都工商业的繁华。据《析津志》记载,元大都有米市、面市、菜市、果市、羊市、马市、牛市、骆驼市、猪市、鱼市、鹅鸭市、鹁鸽市、柴草市、煤市、缎子市、帽子市、珠子市、靴市、文籍市、纸扎市、车市、铁器市、穷汉市等30多种市场,集中买卖各种货物。正如黄仲文在《大都赋》中所说的,“华区锦市,聚万国之珍异”,“天生地产,鬼宝神爱,人造物化,山奇海怪,不求而自至,不集而自萃。”这些市多分布在钟鼓楼一带,西四、东四等十字路口以及各城门内外。明清时,在什刹海周围、前门外、琉璃厂以及东四牌楼、西四牌楼、新街口、北新桥等地,形成了一些新的市场和商铺,还建了一批专供商家居住、存货的房屋,称为“塌房”。此外,北京城内还有许多寺庙定期举办庙市,届时也热闹非常。甚至皇城内的东华门外、玄武门外,也按时开放为市场。在北京城内,至今还有一批这样的地名,如灯市口、菜市口、珠(猪)市口、蒜市口、鲜鱼口、果子市、豆腐巷、布巷子、煤市街、缸瓦市、白米斜街、骡马市大街等。毫无疑问,这类地名的形成是缘于当年相应的市场。因而,今天透过这类地名,也可窥见昔日北京城工商业的繁华。

  古代北京工商业的繁华,不仅满足了京城居民的高水平消费,更重要是,可增加政府的税收。因此,金、元、明、清时对北京的工商税务管理都特别重视。古代北京工商税务主要由户部、工部主管,其下属清吏司履行具体管理事务。元代设大都宣课提举司,负责收取商税,税率为三十分取一,每年能收10.3万馀锭银两。除定额的课税外,元代还有额外税,收税范围包括河泊、山场、窑冶、房地租、池塘、蒲苇、煤炭、柴草等30馀种。虽然这是在全国收取的额外税,大都也免不了。明清时在崇文门外设有抽分厂,是北京城内主要收税机构。在北京九门也设榷关。凡商税,三十而取一。弘治间,京城九门收税每年达66万馀贯钞,288万馀文钱。当然,有些收税官员会千方百计地刁难商人,多收税款,以中饱私囊。为了不伤害商家的积极性,促进市场活跃,保证京城供应,政府有时也采取减税措施,例如明万历间,李太后命减天下税三分之一,并免近京畸零小税。甚至皇帝也关注关税,颁布诏谕,严禁收税官员对商人苛刻、刁难,多征税款。如清雍正二年(1724年),皇帝明告天下:“国家之设关税,所以通商而非累商,所以便民而非病民也。”“各省兼管关税之巡抚,受朕委任之重,尤当仰体朕心。”并要求选派诚实可信之人,担任稽查之责,保护商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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