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6月9日，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21人抵达延安，《新民报》主笔33岁的赵超构是其中一员。初来乍到，他特别观察了延安的女性，他主动要求采访她们，“在《延安一月》里，我着重写了她们。关于丁玲，我还专门写了一篇”。这就是《端午节访丁玲》。

　　1944年6月24日，延安文艺界在边区银行大楼举行聚会招待中外记者。聚会轻松愉快，人们畅谈哲学、文学和边区生活等问题。丁玲、吴伯箫、艾青等作家先后发言。丁玲说：“有一位先生问我，在延安，发表一篇文章要经过一些什么手续？初听了这话，颇为奇怪，因为我们这里发表一篇文章，是不要经过任何手续的。但一想起重庆的作家们正在反对出版法，要求出版、集会的自由，就知道这位先生习惯了重庆不自由的环境，习惯地对我们也这样发问，是不足为怪的事情。”丁玲本人和丁玲在延安的生活激起赵超构强烈的采访热情。

　　文化界座谈会之后第三天，6月25日是端午节，记者团全体休息，他就利用这一天的上午，在翻译徐克立女士陪同下，拜访边区文协的负责人。

　　丁玲在“左翼”文坛的卓著声誉以及爽朗平易的性格气质，使她在作家中享有特殊地位。她到延安后先后当选边区文协副主任、延安文抗理事。正如刘白羽所说：“丁玲一直是一个自始至终从来没有大作家做派的人。因此，她成为‘文抗’这个小单元里和谐的核心、快乐的核心。”“工作一天以后，丁玲的窑洞便自然成为我们聚会之所”。当然，她也一直受到国统区文化界的关注。

　　“整风运动”中，许多人对她的《三八节有感》提出批评。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丁玲遵照毛泽东的教导，深入乡村和部队，体验生活并撰写文章歌颂他们，小说创作少了，主要从事新闻报道工作。

　　文协就在交际处对面龙湾的半山坡。他们过南川河，上陡坡，便见边区文协主任柯仲平已在那边的窑洞前面迎过来。他将赵超构迎进会客室———一座窑洞内，一面吩咐人通知丁玲。他们天南地北，先谈了一会，丁玲便来了。赵超构见到的丁玲是这样的：“她大眼、浓眉、粗糙的皮肤、矮胖的身材、灰色的军服，声音洪亮，‘有一点象女人’。”

　　丁玲落落大方，非常自然。一坐下，很随便地抽起烟卷来，烟抽得很密，大口吸进，大口吐出。赵超构近距离地感受到她的豪放气质。

　　赵超构请她说一说战地生活经验。她略作思索，就用说书的语调娓娓道来，讲述了几个战地故事。其中有一个故事是：在河北沦陷区某一个乡村里，一位爱国志士受着敌人追捕，临时逃入一家农舍去。这家的丈夫不在，只留着一个女人和怀里的婴儿。敌人马上来搜查了，农妇不等这位志士的说明和恳求，随手将婴儿递给这个陌生人，装作夫妇的模样。敌人并不清楚这位志士的年貌，只能取出户口牌来对证。一夫一婴儿，看不出一点破绽，问那女人，女人坦然指着旁边的男人说就是孩子的爸爸。敌人观察了一会，转身走了。

　　说到这里，丁玲又燃着一支烟。赵超构以为故事完了，觉得有些失望。但丁玲立刻接下去叙述：

　　“正当敌人转身外走的时候，外面又进来一个男人。那就是她自己的男人回来了。敌人立刻抓住他。转问那个女人，这个男人是谁？你家怎有两个男人？女人断然地答道：‘认不得这个人。’敌人听了，不容分说，‘砰’的一声，将她自己的男人打死了。”

　　丁玲一口气说到底，挥手做打枪的姿势，结束了这一幕悲剧的讲述。对于这意外的结尾，徐克立瞪着眼睛听呆了，一向“呵……哈哈哈”的柯仲平，也不断地点头赞叹。赵超构被感动了，不禁多问一声：“这是真实的事么？”“绝对是实事！”丁玲大声地回答，“只要你肯到战区走走，像这一类的写作材料，到处都是。沦陷区老百姓的英勇事迹，实在太多了。”赵超构说，动人的故事，不一定可成为写作的材料，写给后方人看，毋宁是近人情的比较自然的素材。双方的分歧还来不及碰撞交流，这时，厨房里送来了热腾腾的红枣小米粽子。

　　每逢佳节倍思亲，睹物思乡，想到重庆，赵超构静默了。主人好像猜透了客人的心事，提议留在文协午餐，说“不妨看看我们的过节，这也是作家生活之一面呀。”因为约定了回交际处过节，所以赵超构只能婉拒了主人美意。但他提议看一看丁玲的住所。

　　丁玲的窑洞就在他们经过的山坡上。外面种着稀稀疏疏的蔬菜。丁玲兴致勃勃地指点那是番茄，那是卷心菜，说“全是我们自己种的”。

　　赵超构用记者精细的眼光观察了一番丁玲的窑洞：清洁而简单，窗下一桌一椅，洞底一张床，床头有半架书，最大的两部是《静静的顿河》和《战争与和平》，其余是两三年前的出版物。地上一架纺纱车，一条长凳。桌子上的文具，也只是必要的几种。赵超构从窑内向外张望，可见浮云，可瞰南川河，陡然心头浮起“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联语，但他又觉得这种意境太悠闲了，似乎不合主人的气质。

　　新鲜的延安生活方式，引起赵超构的兴趣。丁玲拿出一扎她手纺的纱线来给他们看，笑说自己纺得还不均净。丁玲介绍，每天可以纺二两，一个月纺线的收入大约6000元边币，折合法币700元的样子。这就是她零用钱的来源。作家的生活与其他人一样也是艰苦清贫的，赵超构不禁生出感叹和同情。

　　匆匆一晤，未及深谈，双方都觉兴犹未尽。临走，柯丁两位主人邀约：“咱们有空干几杯么？”赵超构一口答应。

　　第二天午睡初醒，丁玲和柯仲平便到交际处回访。赵超构拉上一位记者同行，四人来到新市场“大众合作社”下馆子。这是延安最大的酒楼。其实，延安也就只有两家馆子，一家叫“醉仙楼”，另一家叫“大众合作社”。此前，赵超构在“醉仙楼”吃过饭，菜的好坏且不说，那落在菜刀上的苍蝇，多得好像铺上一层黑布，赵超构不敢再去领教。

　　这一回他们“奢侈”了一下，点了炸丸子、炒里脊等。四个人都是能干几杯的，“大菜”上桌，酒过三巡，谈话便如流水一样活跃起来。

　　话题转到了写作上。赵超构提出，延安文艺政策的特色，是多数主义、功利主义、通俗第一，一切被认为“小资产阶级性的作品”，尽管写得好，这里是不需要的。可是，这么多的作家在这里，他们在这里的生活状态、心理变化和群众的感情，一定有很多东西可以写，这些写作的真实材料，难道可以白白牺牲掉么？

　　对于这个问题，丁玲、柯仲平的观点是：作家自己的生活、写作的材料，确是不少，但是，必须站在群众的观点去写。在未学习到群众观点时就着手去创作，那一定会露出小资产阶级的原形来。

　　机敏的赵超构于是问丁玲：“那么像你过去所写的作品，难道都没有再存在的价值？”

　　她踌躇了一会说：“那些作品，我自己都不愿意再看了，观点不正确！但是那些材料，还是可以利用的。我打算将我从前所作关于我母亲的那本小说，用新的观点重写一本长篇小说。”这是丁玲在赵超构面前唯一一次提到的个人创作计划，他便趁机问：“这边的作家能不能为大后方写点稿子？后方读者关心你们的也不少呀！”

　　“我们何尝不想向外面投稿！可是……”后来，赵超构在发表这次谈话时对此巧妙地使用曲笔，婉转地说国统区的检查制度最近也放宽了。但当时丁玲对他的解释没有表示满意，她觉得，重庆最近文坛寂寞得可怜，间接地批评了国统区的文化专制。

　　对酒言欢，佳时短暂，酒添了几回，菜也添了好几样，不知不觉，天近黄昏，而“摆龙门阵”的兴趣越来越浓厚。赵超构后来这样描述丁玲：“她豪饮、健谈，难于令人相信她是女性”。等到酒足饭饱，老柯已经烂醉如泥，扶得东来西又倒，过河上坡都不可能。他们只好将他“遗弃”在酒楼上，委托殷勤的酒店主人照料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