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甲午海战中，“福龙”号鱼雷艇在距敌“西京丸”舰不足50米的距离，发射出一枚鱼雷，击中敌舰本应毫无悬念，然而鱼雷竟然从舰底穿过，原来是发射时居然没有给鱼雷定深。当时清军军官的素质之低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其根子就出在选拔任用军官的风气不正上。

　　清朝开国以来，奉行“首推、首崇、首倡满洲”的基本国策。在用人上，若宗室之人可用，先用宗室，然后是满洲旗人，再后是汉军旗人，最后是汉人。倘若宗室、旗人不堪重用则用汉人。满人一直以皇帝的嫡系自居，自视高人一等，久有排汉之风，这种风气在官场更是弥漫一时。驻防各地的八旗最高长官，负责全区的军事和行政事务，自设立以来，这些职务全部由满人担任，汉人从来无缘问津。除此之外，军队内部派系林立，军官队伍人身依附之风严重。作为清王朝最重要的国防力量和几乎唯一具备近海大战能力的北洋海军，有四个很重要的部分：天津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衙门，及其直辖的天津枪械局；北洋舰队；北洋军港；北洋海军的陆防。这四大部分的主要分管者，全是李鸿章的亲信，并且，他们几乎全部都是才不济德、甚至贪婪愚蠢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之辈。

　　北洋海军中也用了一些科班出身、被送到国外进修且成绩优秀的军官，但李鸿章对他们从不放手使用，将指挥这些将才的帅印交给了一个履历和才能都很难胜任提督职位的乡党丁汝昌。丁汝昌原是淮系军官，在陆战中虽然身经百战，且最后以身殉国、大节无亏，但由于“未涉海军门径”，“不谙官架，亦不知水战诸法”，“他不能训练他的下级军官，海军上的专门技术，海军官兵的科学教育，他知道的也很有限”。丁汝昌上任后，事实上把北洋水师打造成了唯李鸿章命令是从的“李家军”。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到北洋水师覆灭，丁汝昌都不折不扣、始终不渝地遵照李鸿章“避战保船”的指示办事。特别是在中日威海卫之战，日军在荣成湾登陆后，丁汝昌作为丰岛海战之后受“待罪留营效力”处分的将领，居然置朝廷“设法调度，相机迎击”的命令于不顾，继续忠实地执行李鸿章的“避战自保”方针，未按朝廷命令主动率舰队前出迎敌，而是命令舰队的30余艘军舰“株守口内”、坐以待毙。

　　任人唯亲、裙带关系毒化了北洋水师的风气。在官兵的训练上，海上射击演练“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驶。码数已知，放固易中”，“徒求其演放整齐，所练仍属皮毛，毫无裨益”，目的只有一个：取悦上司、升官发财。

　　北洋水师基层军官的使用也“常常以亲属、淮籍及淮系为用人之资”。在北洋水师，人尽皆知丁汝昌是“李中堂的人”，因而各舰舰长等高级将领都把丁军门的话当成李鸿章甚至是朝廷的旨意，大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搞人身依附、主动投靠。这种风气从上到下都在盛行，即使攀不到高枝的下层军官，也亦步亦趋地盘算着如何“选边”、“站队”，走的是“人身依附”的升迁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