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京审判宣判65周年之际，东京审判国际学术讨论会今日在中国举行。这是我国首次主办关于东京审判的国际学术会议，也是继日本1983年举办东京审判国际学术会议之后，类似的会议时隔30年后在亚洲国家举行。

　　长期以来，与中国关系密切的东京审判研究在中国少人问津，中国对东京审判的研究也相对滞后。本次会议的召开，是否是中国在东京审判研究上的“失语状态”有所改变的一个标志？本报独家采访了东京审判国际学术讨论会主办方负责人、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教授。

　　文汇报：对中国和东京审判研究来说，您是否认为这次学术讨论会具有重大的意义？

　　程兆奇：对战后纽伦堡和东京两大审判，特别是对东京审判的质疑声至今仍未间断。这些质疑当然有顽固的“意识形态”因素，但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因为对审判援以为据的宪章，与审判本身的认识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否定东京审判的议论之所以不仅有右翼，也有“左派”，原因正在于此。因此，今天当我们面对东京审判的否定议论时，单以“正义的审判”的“大义”作为立足点已不足以服人。我们在东京审判上无论是要有所坚持，还是要发出有说服力的“中国声音”，通过对审判和由审判引起的争议的深入研究，达到“知人之明”都是先决条件。我们期待通过这次会议，对东京审判的研究能有一个大的推动。

　　文汇报：作为会议主办方负责人，能否请您简单谈谈本次会议的筹备情况。

　　程兆奇：我们这次讨论会共收到了30篇论文，出席会议代表40余人，规模不算大，但包括了研究东京审判逾40年的粟屋宪太郎、对战争法和人道法研究有重要贡献的大卫·科恩等研究东京审判和BC级（B级指暴行的发令人，C级指暴行的执行者）审判最重要的各国学者；讨论的问题从东京审判的历史意义到法律认知，从方法论考察到文献解读，从天皇的战争责任到帕尔观点的辨析，从国际检察局的研究到量刑问题的探讨，从与纽伦堡审判的比较到BC级审判的研究，遍涉史学、法学、国际关系等方面。这次会议最突出的特点是，中国和东京审判及中国对日审判成为聚焦的一个重点。长期以来，中国代表团如何组建、中国政府有哪些诉求、中国的诉求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东京审判等等基本情况一直不明，这次我们有多篇根据第一手文献写成的论文，使这些问题开始明了。同样研究不足的战后中国11个对日审判法庭的情况，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日审判，这次也有很大推进。

　　文汇报：2011年上海交大成立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可谓是一个富有意义的转折点：中国国内出现了首家专门从事东京审判研究的学术机构。当前，结合中心的运营情况，能请您介绍一下中国东京审判研究的新进展吗？

　　程兆奇：中心成立后制定了总体计划，包括文献的搜集、整理、出版，研究的安排，工具书的编辑和海外著作的翻译等。这一计划现已切实展开并开始取得成果。如与国家图书馆合作编纂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80卷）今夏已经出版。庭审记录中与中国有关的部分，现已完成翻译，将于明年出版。为了便于阅读、检索东京审判的相关文献，我们已经和即将为已出版和将出版的相关文献作详细的索引。日前杀青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索引、附录》（4卷）年内即可印出。在研究方面，东京审判文献学、中国代表团、东京审判有关对华暴行罪、东京审判的司法管辖权、美国与东京审判、东京审判时的国际关系、东京审判与战后中日关系、东京审判对国际法发展的影响、东京审判与战后国际刑事法庭以及中国对日审判、伯力细菌战审判、亚太地区的其他BC级审判等课题也已全面展开。

　　文汇报：从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的成立，到首次召开东京审判的国际学术会议，中国的东京审判研究进程正出现令人欣喜的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您对中国的东京审判研究有哪些期待？

　　程兆奇：对东亚战场的最大受害国中国而言，东京审判的意义不言而喻。但纵观长期以来中国有关东京审判的论述，泛谈“大义”多，真正的研究少。相较之下，对东京审判的研究，特别是日本，远远走在我们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