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 忱

　　▷ 无论从国际形势还是国内形势来看，都很难说中国出现了加快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战略机遇期

　　▷ 在必要条件具备之前开放短期跨境资本流动，不仅不会“倒逼”出国内金融体系改革，而且会对国内金融体系和金融稳定造成损坏

　　资本项目开放是目前的热门话题之一，但在开放的条件与时机等问题上，经济学界尚未形成共识。近日，《经济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

　　记者：您一直认为，从国内外的形势来看，很难说中国正处于推动资本项目开放的战略机遇期，为什么？

　　余永定：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资本流动的波动性明显增加，发展中国家金融稳定受到更为严重的冲击。大致来说，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初，国际资本回流美国，导致一系列发展中国家货币大幅度贬值。而在2010年11月美联储推出QE2、2012年9月推出QE3之后，国际资本流入发展中国家，导致发展中国家货币大幅度升值。2013年5月、6月，美联储开始为QE退出做舆论准备，结果又引起资本回流美国、发展中国家货币对美元大幅度贬值。事实说明，从全球经济、金融环境的角度来看，自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特别是2012年以来，很难说中国得到了一个开放资本项目的战略机遇期。

　　显然，中国国内的经济形势也不支持出现战略机遇期的观点。地方政府债和企业债务飙升，中国的债务总额对GDP的比例上升到历史最高水平。如果没有资本管制，金融乱象会发展到更严重的地步。

　　总之，无论从国际形势还是国内形势来看，都很难说中国出现了加快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战略机遇期。

　　记者：有观点认为，资本项目开放能够倒逼国内的金融体制改革，这个理由是否成立？

　　余永定：泛泛地说资本项目开放可以“倒逼”国内经济体制改革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弄清，到底通过开放哪些资本项目可以“倒逼”出何种体制改革。例如，通过对海外投资者进一步开放A股市场，中国股市的种种弊端是否可以纠正？允许企业在海外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自由融资，是否可以推动国内利率市场化的形成？不仅如此，我们还必须知道特定资本项目的开放对中国金融稳定、经济安全和国民福利会造成何种冲击，我们又有何应对之策。

　　记者：近年来，我国推行的人民币跨境结算对资本项目开放产生了哪些影响？

　　余永定：自2009年推行人民币跨境结算以来，中国实际上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开放了资本项目下的一些子项目，而这些子项目大都同短期资本跨境流动有关。通过人民币国际化，短期跨境资本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绕道”自由进出中国金融市场。

　　尽管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变化是由众多因素决定的，但很难否认，资本管制的放松是中国最近几年来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在正常情况下，套利活动要冒汇率贬值的风险。但由于人民币的稳定升值，套利活动成为无风险生意。在实现汇率市场化之前就开放短期资本跨境流动，必然导致无风险套利的发生。而无风险套利活动对中国可以说是有百弊而无一利。因此，在必要条件具备之前开放短期跨境资本流动，不仅不会“倒逼”出国内金融体系改革，而且会对国内金融体系和金融稳定造成损坏。

　　记者：我国目前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是否意味着可以从容应对跨境资本流动带来的冲击？

　　余永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仍然任重而道远，资本项目完全开放是中国经济体制的所有改革中最为敏感、风险最大的改革。一旦中国完全解除资本管制，中国金融体系就完全暴露在国际投机资本的强大“炮火”之下。尽管中国拥有巨额外汇储备，中国金融体系的弱点也是十分明显的。例如，中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超过43万亿元。如果居民把存款中的10％由人民币转换为美元，就相当于近8000亿美元。如果解除对“个人资本流动”项目的限制，一旦居民把较高比例的人民币存款转换为外币资产，就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因此，资本项目完全放开仍需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