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判一部日记的价值，与评判其他作品不同，关键看它是不是为自己而写。是有心传世，还是毫不避讳地与自己谈话，让日记总是游走在真实与失真之间。

　　从“结绳记事”起，就算有了日记，“记事”是为了拒绝遗忘。陆游的《老学庵笔记》，提到“黄鲁直有日记，谓之家乘，至宜州犹不辍书”，黄庭坚那时把日记称为“家乘”，这可视为私人日记之始。日记与回忆录不同，它是一种个人的、私密的文体，所以评判一部日记的价值，与评判其他作品不同，关键看它是不是为自己而写。是有心传世，还是毫不避讳地与自己谈话，让日记总是游走在真实与失真之间。

　　研究鲁迅日记的人很多，读过一篇文章，说的就是鲁迅日记中1932年1月31日为何空白一事，包括此后5天，鲁迅也只写了“失记”二字。原来“一·二八”事变后，日本兵四处搜捕抗日志士，鲁迅为避难住进了内山书店。这几天他的感觉肯定尴尬，日本人在侵略，但自己不得不和日本人生活在一起。他当时甚至不好意思告诉任何朋友，直到外间传出“鲁迅失踪”的消息，他才出面解释。鲁迅在另一篇谈文人尺牍的文章中感叹道“害得名人连写日记和信也不敢随随便便”，确属有感而发。

　　按说日记是隐秘的私人文本，可毫无顾忌地面对自己的灵魂，随心所欲地述说。真正的日记作者，内心深处都隐匿着一种孤独感，才会有自我倾诉的欲望。这种自闭的文体，本不期望与他人对话，所以写作者意识不到读者的存在，才是正常状态。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有亲友或公众这些可能的“读者”在场，使写作者一旦诉诸文字，就会有刻意修饰的意识。

　　日记文本，一直存这种悖论，它的价值在于隔绝与外界的交流，人对自己的秘密有言说冲动，所谓秘密或隐私，就是指它对外的不可言说性。但文字本身又有交流属性，一旦白纸黑字记下来了，就有可能成为别人窥视自己的证据。所以，真诚的日记作者，肯定会在抗拒交流和警惕读者这种矛盾心态中挣扎。

　　鲁迅对此也有过认知：“一个人言行，总有一部分愿意别人知道，或者不妨给别人知道，但有一部分则不然”，然而人的脾气“又偏爱知道别人不肯给人知道的一部分”。 日记作者心目中可能的读者，往往决定了日记被修饰的方向。

　　可以说，中国流传出来许多现当代名人日记，多数都是变异的日记，也就是说写时就有“立此存照”的想法。如胡适日记，一般被看作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化史的一部重要文献，他曾与美国的韦莲司小姐有过一段浓烈的感情生活，但日记中多一笔带过，有过非常谨慎的选择。《吴宓日记》也很著名，他在日记中明确言：“使吾之日记，无不可为人见者，且当有永久之价值”，一旦有了“无不为人见者”的念头，日记的隐私性自然会打折扣。

　　如果一个日记写作者，意识到读者的存在，就会使自己的心态发生变化。尤其当他开始用读者眼光，来检查自己的文字时，日记这种文本便有了一种表演属性。托尔斯泰对此有过很深的疑虑，当他向18岁的姑娘索菲娅求婚后，他首先是为日记感到了焦虑，他写道：“我不能为自己一个人写日记了。我觉得、我相信，不久我就会不再会有属于一个人的秘密，她将看我写的一切。”果然，他的预感成了现实，他后来写道：“这个本子里写的几乎全是谎言——虚伪。一想到她此刻就在我身后看我写的东西，或者她可能趁我不在时看我的东西，就减少了、破坏了我的真实性”。为了保存自己的日记的真实，他把日记甚至藏在长靴里。

　　他年轻的妻子，当然无法明白为何不让她看日记，常常哭闹。托尔斯泰愤怒道： “我把我的所有都交出来了：我的财产和作品。难道我想把日记留给自己，也不行吗？……如果你还再折磨我，我就出走，我就出走！”果然，80多岁的托尔斯泰在发现妻子又在偷偷找他日记时，终于愤怒地离家出走了。连托尔斯泰也是如此，可以想见，要写下并不变异的、完全真实的日记，是多么艰难。

　　这位文豪，为捍卫自己日记的尊严，最终病逝在一个小火车站上。

　　（作者系北京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