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圣彼得堡的青铜骑士雕塑，为彼得大帝而作

19世纪末叶的俄罗斯农民

　　俄罗斯人属于东斯拉夫人的一支，自古生活在东欧平原。公元862年，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瓦良格人留利克率领武士队来到位于今天俄罗斯西北部的诺夫哥罗德，建立了俄罗斯史上第一个王朝——留利克王朝。公元882年，瓦良格人南下，定都基辅，建立起古代俄罗斯国家——基辅罗斯。公元988年，罗斯定拜占庭基督教为国教。1054年，基督教分裂为东正教和天主教两支。罗斯因从拜占庭接受东方正教而成为基督东正教世界的一员。至此，俄罗斯古代文明被纳入斯拉夫东正教文明圈。1240年，基辅被蒙古鞑靼人攻陷。此后，东北罗斯处于蒙古人统治下长达240年之久，西部和西南罗斯则并入立陶宛和波兰。14世纪末15世纪初，因语言、宗教礼仪和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差异，罗斯分成三个部分：东北罗斯叫大罗斯，西南罗斯叫小罗斯即乌克兰，西部罗斯叫白罗斯。这样，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个民族最终形成。15世纪末16世纪初，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大罗斯在摆脱蒙古鞑靼人桎梏之后，重新将东北和西北罗斯统一，形成一个新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俄罗斯。俄罗斯千年文明之路正是沿着本土文明与东、西方文明冲击、碰撞和融合的轨迹发展起来的。

　　村社文明是构成俄罗斯文明的基础性元素。俄罗斯人的祖先以农耕为生，在平原上种植作物，用砍伐的圆木搭建房屋，在森林中采集蘑菇、浆果，在草原上狩猎，在河流中捕鱼，借此维持生计，休养生息。基辅罗斯时期，村社已成为东斯拉夫人普遍的基层社会单位。起初，人们以血缘为纽带共同生活，组成家族村社。随着社会的发展，家族村社逐渐被邻里村社所取代。后者相当于自然村落，人们在这里相互协作，共同从事生产活动，形成了古朴的民风。晚上睡觉时甚至不用锁门，也很少发生偷盗和奸淫现象。由于村社里的一切都是共同的，人们对财产并不敏感，进而养成了吃大锅饭的习惯。村社的成员热情好客，他们往往把自己家做的饭菜拿出来给邻人吃。至今，俄罗斯人在民间节日——送冬节期间仍保留着在街头烤制春饼赠送路人的习俗。在村社里，人们恪守“贫非罪”的理念，从不拒绝穷人的请求。相反，对于贪财的人，却本能地充满了厌恶感。由此，俄语中便出现了“不贪财就不会毒害心灵”的说法。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即苏联政府宣布实行农业集体化为止，村社才从俄罗斯广大的农村消失。村社文明长期积淀到俄罗斯国民性格中，形成了平均主义、鄙视财富、团结、互助和友爱的风格。

　　俄罗斯文明也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其中拜占庭东正教文明是第一个外来因素。随着基督教的引入，具有近东色彩的拜占庭东正教文明开始在罗斯扎根并逐渐成为罗斯文明的主流。东正教不仅以独特的教堂建筑风格改变了罗斯的城乡风貌，而且以丰富的精神文化内涵充实了罗斯的文明成果。除了在罗斯创立第一个图书馆、第一所学校、第一部编年史、基里尔文字和书面文学作品，拜占庭东正教还为罗斯国民带来了“君权神授”的思想。东正教会宣称王公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是奉上帝之命来褒善惩恶的。因此，王公的权力神圣不可剥夺。“君权神授”思想成为俄国专制制度长期保持的理论基础，也是俄罗斯文明的政治核心要素。

　　16世纪中叶，俄罗斯东正教会推出“莫斯科——第三罗马”学说，以突出俄罗斯负有主宰基督教世界的使命。18世纪以后，随着俄罗斯实力的不断强大，俄罗斯东正教会宣传的弥赛亚意识（即“救世论”理念）成为统治阶级追求大国地位和推行领土扩张的思想源泉。弥赛亚意识强调俄罗斯民族是上帝的选民，肩负着拯救世界的特殊使命。强烈的使命感在为俄罗斯国家走向强大提供内在动力的同时，也助长了俄罗斯人觊觎别国领土，甚至欺负弱小民族的沙文主义习气。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在巴尔干地区推行的泛斯拉夫主义思想就是弥赛亚意识的典型体现；弥赛亚意识在俄罗斯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知识分子阶层受到强烈的使命感驱使，通过自己“受难”来为人民谋福祉。从俄国专制制度的第一位抨击者亚·拉吉舍夫到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如亚·索尔仁尼琴和安·萨哈罗夫等，一代又一代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把争取平等、自由、人权和民主看作人生第一追求，精神至上的原则促使他们勇敢地对抗强权，甚至将生命置之度外。

　　在东正教伦理观中，宗教虔诚不是懒惰和躲避劳动的借口，而是从事劳动的动力。俄罗斯东正教会鼓励教徒勤劳并提倡将劳动成果与社会弱势群体分享。与其他基督教教派不同，东正教特别推崇聚合性原则。按照俄国斯拉夫派知识分子代表人物亚·霍米亚科夫的阐释，聚合性是指东正教徒在共同认识真理和探索拯救之路的事业中，以爱基督和上帝为基础，共同商讨和决定各种事务。这一原则强调统一、和谐与集体主义，与俄罗斯村社文明崇尚的集体主义可谓异曲同工。此外，俄罗斯民间东正教还以精神至上的原则为基础，形成了鄙视财富和不贪财的伦理观。这些处世原则在诸如“财富在上帝面前是一种祸害”和“不敛财就不会下地狱”等民间俗语中形象地体现出来。

　　俄罗斯文明的第二个外来因素是蒙古鞑靼人的影响。蒙古鞑靼人的统治为俄罗斯发展道路打上了明显的东方烙印。在蒙古人统治期间，罗斯王公需要得到蒙古汗的册封才能理政。为了获取执政权，罗斯各封邑王公定期拜谒蒙古汗并送以厚礼。蒙古鞑靼人的等级观念加剧了罗斯国民对王权的崇拜与服从，对于俄罗斯君主制和专制制度的形成也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今，俄罗斯政界和学界仍普遍认为，蒙古鞑靼人的桎梏使俄罗斯的中世纪史比西方世界延长了两个多世纪。

　　欧化运动则丰富了俄罗斯多元文明的内涵。彼得一世改革揭开了俄罗斯近代史的序幕。他通过欧化改革改变了俄罗斯人的生活习俗，还派遣贵族青年到欧洲留学，同时聘请欧洲专家来俄传授知识和装点城市。彼得堡就是一个具有欧洲风情的城市，是俄罗斯吸纳西方文明成果的历史见证；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崇拜法国文明，尤其热衷于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作品。她不仅把欧洲巴洛克艺术引入帝都，还曾试图将欧洲的开明体制在俄国推广；19世纪初，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推行自由主义改革，按照西方的模式建立政府各部并实行大学自治，还在西部地区进行了解放农奴试点；19世纪60年代，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颁令取消农奴制，从而使俄国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俄罗斯三代知识分子（19世纪40年代的贵族知识分子、19世纪60年代的平民知识分子和19世纪80年代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产生分别是欧洲中心论、西方空想社会主义和德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结果。总之，欧化运动将西方多种文明的成分引入俄罗斯，使俄罗斯社会在20世纪初出现了思潮林立和流派纷呈的局面。但是，屡次欧化运动为俄罗斯留下的多为西欧物质文明成果，至于西欧的治国理念以及民主、自由和民权等精神文明内涵，则难以为俄罗斯的上层建筑所容纳和接受。

　　总体来看，俄罗斯文明既不属于典型的亚洲文明，也不属于典型的欧洲文明，它是一种具有混合主义色彩的欧亚文明。从深层效果来看，俄罗斯文明受东、西方文明影响的程度和侧重点各不相同：东方文明是俄罗斯政治体制形成和国家道路选择的决定性因素，西方文明则对俄罗斯业已形成的政治体制和发展方向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

　　古代俄罗斯国家的发展经历了从基辅罗斯（882—1240年）到莫斯科罗斯（1240年—15世纪末）再到俄罗斯形成（15世纪末—16世纪初）三个阶段，在每一个转折关头，俄罗斯当权者首先需要考虑的是政权体制和国家发展道路的抉择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主张“君权神授”的拜占庭东正教治国理念自然成为古代俄罗斯统治阶层的首选因素。进入近代以后，俄罗斯君主政体模式已经形成。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俄罗斯历代统治者都竭力维护这种体制。虽然俄罗斯在近现代多次进行过欧化改革，但是西方推崇个性、重视民权、看重物质和限制王权的思想对于俄罗斯统治者来说，是一种不可接受的异质文化。因此，他们有意回避，甚至排斥这些因素。彼得一世改革时期，俄罗斯政治文明出现了与欧洲政治文明逆向发展的趋势：当西方世界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而不断走向民主时，俄罗斯却由中世纪的等级代表君主制倒退到专制制度中去。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俄罗斯选择了普鲁士式的政治演进道路，即由统治者按照自上而下的方式对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进行局部调整。这种改良方式决定了俄罗斯历代改革具有不彻底性。因此，俄罗斯在国家发展道路上多次出现了“进一步、退两步”的现象。从经济水平来看，俄罗斯与西欧国家相去甚远。从政治体制来看，到20世纪初，俄罗斯仍保持着欧洲唯一的专制体制。这不能不说是俄罗斯欧化改革的局限性所致。在俄罗斯政治文明进程中，东方因素的影响是本源，西方因素只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无论是苏维埃时期的斯大林模式，还是今日俄罗斯的超级总统制、可控民主、国家资本主义，都没有摆脱俄罗斯历史基因的影响。

　　独特的俄罗斯文明创造出不寻常的成果。在和平年代，集体主义精神为多民族的俄罗斯社会增添了几分和谐与宁静。在战争年代，集体主义和对信仰的执着追求转化为俄罗斯民族无限的爱国激情。最后，精神至上的价值取向决定了俄罗斯民族善于吸收人类物质文明的一切先进成果。在借鉴世界各种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俄罗斯人民在千年历史中创造了璀璨的文化，出现了诸如普希金、托尔斯泰、门捷列夫、巴甫洛夫、乌兰诺娃和加加林等享誉世界的文化和科技领军人物。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俄罗斯社会稳定，各种文化形式在保持传统的基础上正在与国际接轨，开放的俄罗斯呈现出多元文明的局面。俄罗斯文明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世界文明史中不可或缺的一朵奇葩。（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