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为何自称华夏，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唐代经学家孔颖达认为，“夏”的意思是礼义之大，“华”的意思是服章之美。现代学者认为孔氏的解释并非建立在华夏的基础之上，因而纷纷表示质疑，并提出许多新的解释。章太炎认为，华夏是因华山、夏水（汉水）得名。范文澜认为，春秋时代中国人通称为“华”或者“诸华”，而华有赤色之义，中国西部通称为“夏”，东部称“东夏”，总称为“诸夏”。翦伯赞从人种与人口迁移的角度出发，认为鄂尔多斯是夏族人种的孕育和出发之地，除了一部分留在原地者后来称为大夏以外，东徙中原者称为东夏，也称华夏；而西迁甘肃者称西夏。苏秉琦从考古学角度出发，认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陶器上大量的花叶和花瓣文饰，可能是华族得名的由来，而庙底沟遗址的分布中心——华山则因为是华族最初居住地而得名。董来运从文字学角度出发，认为华与夏两个字都产生于歌舞，因此，华夏人的祖先可能要从那些吹着芦笙、载歌载舞、以花传情的民族中去寻找。

　　笔者认为，“华夏”既然能够成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代称，它所蕴含的内涵一定糅合了异常丰富、多元甚至是全息的文化信息，因此不应该拘泥于某一个文化视角对“华夏”这一词汇简单地作一个“唯一的”、“标准答案式”的解读，而是应该对其进行多维度的诠释。笔者想尝试从中国传统色彩文化的角度，为“华夏”一词的含义补充一个小小的注脚。

　　自宋元以来，由于水墨山水画的流行，人们关于中国古代士大夫生活的记忆中似乎只留下了黑白两色。其实，丰富的历史资源告诉我们，在以风雅自居、以淡泊为戒铭的中国士大夫的精神世界里，并非只有简化为黑白两色的山水画风格的色调。在浩如烟海的典籍文献中，关于色彩的资料不胜枚举，色彩名词数不胜数——青、赤、黄、白、黑、红、紫、绯、碧……

　　随着色彩知识的逐渐丰富以及深入发展，古人试图在缤纷繁杂的色彩世界中找寻色彩变化的内在规律，确定色彩分类的基本框架结构，从而形成了系统化的五色理论。也就是将五色与五行元素一一对应起来：青为木行之色，赤为火行之色，黄为土行之色，白为金行之色，黑为水行之色。中国传统五色体系涵盖了现代色彩体系中的无彩色体系——白、黑和有彩色体系中的部分颜色——赤、青、黄，这说明古人对颜色世界的认识和概括还是比较完整的。

　　中国的五色理论和其他国家的七彩理论相比，表现出了鲜明的民族特色，这一点在回答彩虹究竟由哪些颜色构成的不同答案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墨西哥学者费雷尔惊奇地发现，“在古老的中国，彩虹只有五色”。的确，中国诗人常以“五彩”、“五色”来形容“彩虹”。唐代诗人李白在《焦山望松寥山》中如此吟咏：“安得五彩虹，驾天作长桥。”另一位唐代诗人陈润在《赋得浦外虹送人》中也描绘道：“日影化为虹，弯弯出浦东。一条微雨后，五色片云中。”

　　作为中国传统色彩体系的总称，五色在中国传统色彩文化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因此古人赋予了它许多特别的称谓。主要有“文”、“绣”、“贲”、“华”、“夏”，等等。从五色的几个别称中，笔者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既有“华”，又有“夏”，合起来正好是中国流传至今的著名古称——华夏。而五色所包含的“文明”之义恰恰是对“华夏”一词含义的最好注脚。

　　在古典文献中，五色常常别称为“华”。如五色玉被称作“华玉”，帝王衮服上规定必须绣有一种称为“华虫”的图案，所谓“华虫”，实际上指的就是五色虫，是一种雉的名字。还有华盖之“华”也有五色的意思。传说华盖是黄帝发明的。根据晋朝人崔豹《古今注》的说法，黄帝与蚩尤在涿鹿之野作战的时候，常有“五色云气金枝玉叶”停留在他的头上，这就是最早“华盖”的起源。华盖之“华”既包含着“花葩之象”的意思，同时由于在自然界中花朵是五颜六色千姿百态的，因此“华”也可以解释为“五色”。

　　“夏”也是五色的一个别名。据古人记载，古代五色织染艺术起源对夏翟羽毛颜色的摹拟。夏翟，也作夏狄，是雉类的总称。传说它们生活在羽山之谷，尾巴上的羽毛天生呈现出五种颜色，尤其到了夏天色泽更加光鲜明艳、美轮美奂，因此又被称作“夏翟”。夏翟的羽毛曾经是古代染色匠人最早的参考蓝本。因此，在古代，染五色也被称作“染夏”。在上古时期，夏翟的羽毛还常常被用来作为旌旄、乐器、车饰。所以，天子乘坐的车子也叫做“夏纂”。

　　那么，古代中国人为什么会以包含五色之义的“华夏”自称呢？笔者认为，这与古人对五色的认识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古人看来，五色象征“文德”，也就是说五色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这从五色的另外一个别名“文”可以得到印证。《礼记·乐记》说：“五色成文而不乱。”意思就是说只有那些有条不紊、搭配协调的五色才可以称作“文”。相反，“五色不成谓之贲。”也就是说杂乱无章、生硬拼凑的五色只能称为“贲”。

　　而五色的另一个别称“夏”也同样具有文德之意。经学家郑锷曾把“染夏”称为“染文明之色”。

　　因此，古人自称“华夏”，很可能是文化自尊意识的表现，意谓自己是一个具有五彩斑斓的盛大文明的民族。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王安石说：“夏，五色也。四时之夏以其文明，故与中国同谓之夏。”总之，关于“华夏”这一名称由来的形形色色的解释，其实不外乎一点：华夏是对文明发达部族的一种美称。

　　一方面，华夏即五色，这是物质文明极为丰富的表现。《韩非子·十过》中有一段话可以看作是对色彩起源历史的生动叙述：“昔者尧有天下，饭于土簋，饮于土铏。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宾服。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斩山木而财之，削锯修其迹，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以为食器，诸侯以为益侈，国之不服者十三。舜禅天下而传之于禹，禹作为祭器，墨漆其外，而朱画其内，缦帛为茵，蒋席颇缘，觞酌有采，而樽俎有饰，此弥侈矣，而国之不服者三十三。”这段话包含了两层含义：第一，从尧在位时没有颜色的土簋、土铏，到舜在位时流漆墨色的食器，再到禹在位时外面墨漆、里面绘有朱色的祭器，反映了色彩由无到有，由有到多的一个变化过程，这个过程是在原始社会后期剩余产品日益丰富的刺激下人类欲望膨胀推动下发展起来的，而人类欲望恰恰是推动文明进步的基本动力之一。第二，历史事实表明，早期的色彩发展史伴随着财富积累、贫富差距和等级分化的社会变迁，它从一个侧面生动地反映了由“公天下”到“家天下”，从原始公有制社会进入有阶级有国家的私有制社会这一人类文明史上至关重要的巨大飞跃。五色还有一个别名“绣”。《周礼·冬官·考工记》有一句话：“五色皆备谓之绣。”说的是用五色丝线在祭服的下裳绣出各种文饰。这种五色备具的服饰具有高超的艺术价值。因而，在古汉语中，“文”、“绣”并举，组合成为一个新名词“文绣”，用来表示精美的锦帛或者衣服，这实际上也是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一种象征。

　　另一方面，华夏即五色，又是政治文明极其发达的象征。政治，尤其是文治，乃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的服色等级制度是一种文治，使用夏翟尾羽作为装饰和道具的“羽籥之舞”亦是一种文治。《诗经·国风·邶风·简兮》：“左手执籥，右手秉翟。”《周礼·春官·籥师》也提到一种“羽籥之舞”。与“羽籥之舞”相对应的是“干戚之舞”，“干”指的是盾，“戚”指的是斧，干戚之舞实际上就是以战争中的武器作为道具的一种舞蹈。“羽籥之舞”是文舞，昭其文德；“干戚之舞”是武舞，表其武功。根据宋代礼学家陈祥道的解释，在周代的礼仪中，先武舞后文舞，这正是为了表明周代文明“以武胜敌，以文守成”的建立过程。春秋战国以来形成的以五色为表现形式的各种政治理念和学说，如赋予自然五色现象以吉凶寓意，为制约、规范君权提供依据的五色眚祥学说、以色彩符号来标志尊卑贵贱的等级服色制度，等等，这些无不是古人探索以“文治”路线方针治国的成果体现。多姿多彩的颜色装饰不但意味着生产力的极大发达，而且作为一种文治行为，意味着通过政治和教化的文治手段而不是野蛮的武力手段来征服和统领世界，是人类文明史上一次里程碑式的进步的鲜明标志。尤其怀柔政策、以德服人一向是中华民族引以为傲的政治策略。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