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3年，吉林省档案馆还计划从10万卷（件）档案中，本着优先重要原则，再研究和翻译其中的1.5万卷。其中涉及日本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档案3465卷，共计52万页。

　　“这一部分是重中之重”，尹怀说。这部分档案直接记录了日军各种反人类的暴行，是反击日本军国主义和右翼势力的“最有力证据”。此外，还有关于伪满洲中央银行调查课档案1426卷，共计26万页；伪满洲中央银行资金统治课档案9693件，共计32万页。

　　档案馆在整理和翻译这批档案的同时，还要建立档案的数字化平台，把陆续整理和翻译的档案数字化，优先满足国内学者和大众的查阅需要。

　　在文字材料之外，吉林省档案馆还与相关部门合作，正在拍摄5部共25集的系列关东军纪录片。片中将会出现一些从未出现过的唱片档案，有日军的原音重现。

　　“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让档案里记述的民族苦难史被更多国人了解，把如山的铁证公布给世界，让世人能给这段历史一个公正和全面的评价。”尹怀对记者说。

　　“让更多的国内外公众、尤其是年轻一代了解我们民族的苦难历程”

　　尽管吉林省档案馆已经并正在尝试着诸多开发和利用档案的方法和形式，但在多位致力于日军侵华史研究的学者看来，这段历史在国内外的传播深度和广度还远远不够，“路很长，要做的还有很多”。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蒋立峰有着亲身经历。以往想研究中日关系，得去日本找档案和资料。国内各档案馆的档案资料，因为重保管，很少开放，使得国内学者很难有机会查阅。蒋立峰直言道。

　　以往档案系统思想观念落后，工作条件、人才和资金储备都有限，多重视保管，轻于研究。特别是市（县）一级的档案馆，更无力顾及基本工作外的其他事，尹怀解释。

　　但令蒋立峰欣慰的是，吉林省档案馆开了一个好头。让档案与学者可以联系起来。打破档案馆与学术界的体制分割。他更期待的是，吉林省档案馆可以早日建好数字化平台，大家能在网上自由查阅档案。

　　尽管，国内有关日本侵华史和中日关系的书籍出版得不少，但专业性强、适合大众阅读的不多。研究著作被翻译成多国语言海外发行的，就更是少之又少。多位历史学者担心，如此这般，随着时间推移，国内和国际大众对这段历史了解的途径会越来越少，感受会越来越淡薄。

　　前些年，蒋立峰到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参观时，看到旅游区为游客提供了多种译文的介绍单页。而有一次，他去到国内一所著名的抗日纪念馆时，“想要一份中文的介绍资料都没有”。如果能有不同国家文字的介绍材料摆在各国游客面前，大家就能顺带着了解和认识相关历史信息，蒋立峰说。

　　研究了20多年慰安妇问题的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也有着许多无奈和遗憾。最近，他给美国和加拿大的朋友讲起中国慰安妇的历史，对方竟表示是第一次听说。

　　我们要是不重视日本侵华史的传播，国际社会怎么会知道呢？苏智良反问。

　　同时，苏智良认为，对于历史遗迹的保护和推广介绍也尤为重要。

　　上海东宝兴路125弄1号至3号，是世界上第一个日军慰安所遗址，当年的“大一沙龙”。苏智良曾多次呼吁把该遗址建成日军慰安妇罪行历史陈列馆或是给当年受过屈辱的老人建成一个养老公寓，最终因各方的阻力而无法达成，“现在仍有50多户居民住在那里”。

　　对于这一段渐行渐远的民族苦难史，当今青少年和青年人了解的主要途径莫过于教科书和影视剧。许多人对日本侵华史的认识浓缩成了一些关键词，诸如七七事变、慰安妇、细菌战，或是南京大屠杀。

　　这些关键词，也是90后女孩贾蕴玮在想到日本侵华史时最先蹦出来的词语。在首都师范大学读日语专业的贾蕴玮，常能接触到日本外教和日本留学生。

　　在日语会话课上，贾蕴玮和同学常会向日本外教问起关于侵华战争和钓鱼岛的问题，但大家并未得到具体回应。“我们私下里也会讨论外教的回答，感觉他对日军侵华的具体细节不太了解。”贾蕴玮说。

　　在每周的日语角活动中，贾蕴玮曾和日本留学生们谈起过日军对中国的细菌战以及在活人身上做试验的细节。结果数名日本留学生一齐向她投来怀疑和惊讶的眼神。这种反应，让贾蕴玮很不舒服，“好像我在编故事一样”。

　　在中国传媒大学日语专业就读的许双彬则没有类似贾蕴玮的经历。因为在他周围，中日两国的学生“会有意回避聊到这一方面”。

　　这位即将上大四的学生觉得，“中日两国都没有很好地解决对这一段历史的认识”。有一些史实大学生不甚了解，有一些史实日本态度反复或干脆否认，“这让中日两国的年轻人不愿坦诚交流，以避免尴尬”。

　　在东北师大附中高中部历史老师杨洋的课堂上，当学到日本侵华史时，他会准备一些图片、视频和文献资料供学生阅读和了解。在他看来，教科书上对该段历史的诸多事件、发生原因及产生的影响介绍得很粗略。如果单纯依靠历史教材的内容，了解不到太多。

　　同样是青年，在吉林省档案馆工作的李星和她的几位80后同事显然更有“历史的紧迫感”，她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表达了同一个心愿：想把更多日军侵华档案公布于众，让更多的国内外公众、尤其是年轻一代了解我们民族的苦难历程，让日本知道历史事实不容抹杀。

　　在采访中，记者观察到，这些档案工作者的心愿也是接受采访的历史学家、抗日军人和中学教师的共识。

　　“无论中日关系现在或将来会发展到何种程度，对日本侵华史的研究和事实的揭露是不应该停止的”

　　9月初，贾蕴玮要去日本广岛一所大学做一年的交换生，祖父和父亲不太支持。“他们担心我去了不安全。”贾蕴玮笑着说。

　　这位90后女孩认为“日军的诸多暴行违背了人性最基本的良知，是我们青年一代不能忘记的。但我们也不能一直陷在仇恨的情绪中，还得向前看”。

　　来自首都师范大学世界史专业的本科生肖博游觉得教科书上介绍日本侵华史不够客观和全面。她说作为一名青年人和中国人应当有种责任感，去主动了解更多相关的史实，才能形成对日本侵华史和对日本这一国家的成熟认识。

　　去年暑假，去云南腾冲旅游的肖博游，特意把当地的抗战纪念馆和国殇墓园作为主要行程之一。每次出游的地点如果有抗日纪念馆或遗址，她都要去看一看。“也是因为喜欢历史又学此专业的缘故。”肖博游说。

　　今年72岁的张广成，因感念3岁时被解放军救过的经历，退休后义务看管起吉林省公主岭市的烈士陵园。平日里，老人还常去位于公主岭市内的吉林省第一荣复军人医院看望和收集抗日老兵的抗日故事。

　　每到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奠日或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等时间点，身兼多所小学大队辅导员的张广成，就会带上自制条幅到学校宣讲“为何要牢记国耻，又如何能以史为鉴”。在其中一张条幅上，老人用黑色水彩笔写着“纪念不是为了仇恨，仇恨只会走向战争，要以史为鉴，走向未来”。

　　在吉林省第一荣复军人医院疗养的86岁高龄抗日老兵王财义，现在最高兴的事，就是能向周围人和晚辈们讲有关抗日年代的事。他说想用亲身经历告诉未经历过战争的人，日军暴行给中华民族带来的伤害，也能提醒和平年代的人珍惜眼下的生活。这两位老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表示，希望国家加强对青少年“勿忘历史、勿忘国耻”的教育。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蒋立峰去日本参加学术会议时，常有曾参加过二战的学者主动走上前向中国学者表示忏悔。“但现在不再有了，参加过侵华战争的老一代学者已相继离世”，蒋立峰能感受到，如今的日本学者和日本民众对中国的感情和上一代人是很不一样的。

　　吉林大学教授、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王胜今，研究日本侵华史多年。在他看来。日本一直有一股右翼势力，但从未像近几年这么猖獗。“公布日军侵华档案，加强对日本侵华史的研究和相关史实的传播，不单单是对日的舆论反击，也是呼吁整个国际社会都要警惕军国主义复辟和维护二战的战后秩序。”王胜今说。

　　这位学者更加呼吁的是：国家经济越发达，越应该对青少年进行历史知识和历史价值观的教育，提醒他们勿忘国耻，以史为鉴。无论中日关系现在或将来会发展到何种程度，对日本侵华史的研究和事实的揭露是不应该停止的。要想中日两国关系健康发展，就更应该处理和解决好历史问题

　　记者了解到，最近这段时间，赵玉洁正带领着历史处的工作人员对第二批公布的450件邮政检阅档案进行按事件发生时间和地点的进一步分类整理，准备陆续对外公布。

　　“我们要通过历史找到挨打的原因，吸取教训。还要从档案当中，摸索实现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规律性东西。”尹馆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