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群忠，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从事伦理学与中国传统伦理研究，代表作为《孝与中国文化》《中国道德智慧十五讲》。

　　公平正义是人类文明的基本价值和普遍法则，只有坚持自由、民主、公正、法治，才能形成一个祥和、稳定的和谐社会。

　　■肖群忠

　　义者，宜也；《墨子·天志下》曰：“义者，正也”。义，不仅是合于一定目的的适宜，而且要求行为本身符合正确的道德原则。正义，既是一种伦理道德规范，又是人们对一定社会合理秩序的追求。

　　在儒家思想与传统道德生活中，正义的含义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伦理秩序与天下公义。这种伦理秩序包含政治与社会两个层面。由于当时的政治是一种封建宗法等级制度，因此，这种伦理秩序在政治层面上通过“义”所要表达的就是对等级秩序的维护。

　　如果说等级秩序表达的是一种统治阶级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话，那么，天下公义则表达着一种更具普遍性、更为社会化的超越等级秩序的公理。这些观念主要包括：天下为公、世界均平的观念，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公平，以达到世界均平的理想；对所有人公平对待，不偏不倚，给每一个人以平等的发展机会，举贤不避亲、不避仇；法律面前也要努力实现人人平等，只有公正的社会才是一个“至平”的社会。

　　墨家义德观特别强调周穷济困，利济苍生。前者具有补偿正义的含义，后者与儒家天下为公的思想有一致性，如墨子所说的“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要求人们乐于助人，为他人谋利。这种天下公义和义济天下的义举思想，具有更强的社会性、民间性、普世性，长期影响着后世。

　　第二，道义为先的价值原则。儒家思想在义利观上强调和坚持的是义以为上、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因此要“义以为上”“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对于个人生活与修养来说，要“义以为质”、先义后利，将义作为物质利益得失取舍的准则。“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篇》）。

　　孟子在论述义利观之于治国的关系时认为，“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另外，孟子还从人生选择与人格修养的角度讲到义利观，他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种坚持道义的大丈夫精神对中国士人长期以来影响深远，是民族崇德向善的重要精神资源，弥足珍贵。

　　第三，义务为本的人伦责任。传统中国是一个人伦本位、关系本位的社会，每一个人都在这种人伦秩序中充当了某种社会角色，很好地履行这种角色的责任，不仅是客观人伦秩序的需要，也是为人之义即处在关系中的人的社会道德责任。义不仅是一种客观的角色责任，更是一种人的伦理自觉，义德之所以成为德就在于这种主体性、自觉性和能动性。

　　传统正义对我们现代社会生活和道德建设有何启示？

　　第一，维护社会秩序与公平正义，建设和谐社会。追求平等是人类的共同理想。因此，公平正义是人类文明的基本价值和普遍法则，只有坚持自由、民主、公正、法治，才能形成一个祥和、稳定的和谐社会。

　　第二，坚持义利统一，完善社会生活；弘扬义以为上，提高人生境界。义利统一应该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价值选择。利益的谋取必须符合道德的要求，不能见利忘义，不能以损人利己等非道德的手段来获取不正当的利益。而作为社会发展策略，也不能光注重效率，也要注重公平，这样社会才会和谐稳定。

　　不仅国家、社会应以义利统一为价值导向，而且“义以为上”应成为人生选择的价值追求。一方面，坚持以义制利、见得思义、见利思义，可以防止我们在利益的诱惑面前犯错误甚至违法犯罪；另一方面，坚持“义以为上”可以提升我们的人生价值、人格尊严。做人有原则，不仅在人生的长途中不会犯错误，而且会因义而乐、心态平和健康，达到“仁者不忧”和“仁者寿”的人生境界。

　　第三，增强义务意识，积极履行责任。义务为本是儒家伦理与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如果说西方自由主义信奉“天赋人权”的话，中国文化则是主张“人赋己责”。当代中国，人们的权利意识有所增强，而义务意识似乎削弱了。在当前的核心价值观与伦理精神重塑过程中，要坚持倡导义务为本的精神。这是我们民族的文化之魂。为人民、为社会、为他人谋幸福、奉献自己的精神和力量，永远是我们民族前进的内在动力，也是我们每个人获取人生意义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