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我国教育改革已进入“深水区”的话，那么高考改革则是“深水区”中的激流险滩。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高考改革面临的复杂形势，才能成功“涉水闯滩”。

　　高考改革成功须基于对形势的正确研判

　　第一，高考是当前教育领域主要矛盾的重要“节点”。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人民群众对高质量教育的迫切需求和优质教育资源严重短缺之间的矛盾，将构成了教育领域的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与高考之间，则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因果关系：优质教育资源的短缺直接导致高考的激烈竞争，全国一百多所211高校每年招生量在51.8万人左右，与近千万的全国考生数相比，只有5%左右的录取率；以湖北为例，该地区高校云集，民间向学传统悠久，但2013年一本录取率也才过8%，其中211高校在湖北录取2.47万人，录取率仅5.8%，矛盾之突出，显而易见。另一方面，高考作为这些短缺资源最主要的分配机制，扮演着公平正义“代言者”的形象。世人不管基础教育领域择校、片面追求升学率、重智育轻德育等欠下的“前世孽缘”多么深重，往往都把“今世报应”落在高考身上。直言之，作为优质教育资源不足的“替罪羊”，高考体现和集聚着教育领域的诸多矛盾。其改革的每一步，都背负着“彰显公平”的极重负担和压力。

　　第二，高考是中国社会众多敏感神经之中最为敏感性的一根，其改革既要坚定又要适度，迟钝停滞和操之过急都会“挨打”。当前教育领域的主要矛盾受到教育外部资源、制度、政策和舆论环境等的制约，拓展优质教育资源并非一朝一夕可以有效解决，需要教育领域内部和外部协同改革，必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这又与当前社会公众的急切期待形成强烈反差，在这种压力下，任何急功近利的做法都会导致教育政策、高考政策在改革过程发生违背教育和考试规律的现象，进而遭到舆论抨击。

　　第三，高考是联结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的中枢，其改革张力加大后，引起的连锁反应会很强烈。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发展，中国教育已成为一个结构紧密、相互影响的整体体系，不同层次、不同类型教育之间的内在联系更为严密，高考联结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诸方面，其传导性极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征愈发明显。高考改革，往往会对基础教育产生反拨作用，对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产生连带影响，对义务教育后学生分流、接纳分流学生的学校发展，对课程改革的进程和效果产生的影响更为直接。因此，对高考的改革必须统筹安排，并加强各教育领域之间的系统改革。

　　第四，高考改革是教育利益的集中体现，其利益博弈更为激烈，如何求得各方利益最大化考验改革者的智慧。当下中国社会流动加剧，流动者物理空间的迁移和财富地位的变迁，都会在教育诉求上有所反映；而随着“教育是对未来最重要的投资”理念的扩散，教育利益相关者日益增多，利益诉求呈现出多元的价值取向，而高考政策的形成和举措的出台，往往成为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博弈过程，2012年底全国各地进行外地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参加高考政策的制订，就是这个激烈博弈最好例证。面对不同价值取向的激烈冲突，如何求得平衡和妥协，既考验执政者的智慧，又关系到社会的稳定。

　　以“公平优先”为最大价值追求，以“平稳过渡”为最佳路径

　　高考改革从宏观层面上讲，一是必须把公平正义置于最优先的地位，倡导“公平优先”。二是要以人民群众为主体，通过良好的制度设计，广泛的动员宣传，让人民群众自觉地、主动地参与到高考管理体制的建构和监督中来。优质教育资源的“蛋糕”有限，但将考生和家长等所有关切者引入“切蛋糕”的过程中，也许能够增进人们对“蛋糕太小”的理解，减缓人们对有限资源分配的焦虑，也能够将大众智慧引入改革，弥补政策制订者智慧之不足。三是要按照公平正义的具体目标，来评估和检验全面深化改革最终是否取得了成功。不仅看高考改革的制度设计，还要从法律、政策上努力营造彰显公平正义的高考运行的社会环境，检验高考改革的实施过程。

　　从操作层面上讲，“平稳过渡”应成为本轮高考改革操作基本原则：一是高考事关重大，必须谋定而后行，先有规划再有行动，先有试点再有扩展；二是目前统一高考仍是国家权力，鉴于其代表社会公平正义的“招牌效应”，必须全国一盘棋地改革，各省不应“抢跑”，各省的方案既要与全国精神一致，同时又要勇于改革和探索，形成特色；三是高考改革具有系统性和关联性，必须进行有力统筹，进行综合改革。同时，新老高考方案要做到“无缝对接，平稳过渡”，确保改革过程中不产生“牺牲品”。

　　用提高科学化水平保障高考改革

　　本轮高考改革总体目标为：到2020年，在统一高考的基础上，建立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对这一目标，笔者没有看到十分明确的反对意见，但担忧还是不少。如：要开展综合评价、改变单一的文化考试作为评价指标的现状，就要建立一个科学、完整、公众认可、操作性强的评价体系，这势必要接纳众多评价方法的优点，拓宽考试评价的内容，关注那些没有被测量到的或者难以用纸笔测验测到的高级心智技能，以及情绪情感、道德品质等非学业素质。这个任务十分紧迫，科研难度很大，推进难度更大。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形成了以“统一”为基本形态特征的高考制度，统一招生计划分配，统一考纲，统一命题和评卷，统一集中录取，这给社会以强烈的明示：一切都是整齐划一的，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种统一模式做到极致，便是不管本科专科学校招生对象之不同用一套试卷“一考了之”；实行集中志愿填报和集中录取，用分数“一录了之”。而要让坚信唯有分数面前才有人人平等的公众理解和相信综合评价，除了政策宣传，还得有科学的证明、透明的操作才有说服力。又如，外语一年多次考试，每次考试的难度是否等值？命题水平是否能够达到了多次考试的科学要求？不仅需要高考命题科研更上层楼，也需要充分的准备和验证才有说服力。我国高考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用二十多年推广标准分制度却全面失败，充分说明了考试科学化之路的艰辛。总之，多元评价、多次考试的高考，会不会影响高考所代表的公平正义？这恐怕是老百姓最为担心的问题。

　　事实证明，凡涉及个性化、多样化的考试方式和录取方式改革，必然招至公平与否、是否腐败的拷问。这种拷问当然是无可厚非的，这正是社会进步的体现。公平正义仍是高考改革第一要义，是必须坚守的前提。但是，因为害怕拷问就不敢改革，也不是问题的解决之道。只有我们的高考观真正立足于人的全面发展，坚守公平正义，加快高考科学化进程，才能赢得改革成功。

　　（作者为湖北省教育考试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