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当代中国社会与普通民众倍感困扰的，恐怕并不在于现实中政府管得有多宽、多细，而在于政府究竟是按照谁的利益最大化逻辑确定行使职权的领域与方式。从现象上看，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确实构成了对当前深化改革和社会公平的最大障碍，但我们更不应该忘记的是，离开了资本与异化的公共权力的结盟，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其实是一天也无法维持运转的。

　　——韩冬雪：衡量国家治理绩效的根本标准

　　具有现实可行意义的治理目标，恐怕不是“小政府大社会”，而是要构建一个问责的政府，一个权力和责任对称一致的政府——有多大权力就要承担多大责任，责任构成权力的边界。只有解决了政府、国家的权力配置和行使问题以后，讨论治理的“多元”“合作”“非正式”和“民间”等特点才有坚实的基础。

　　—— 陈明明：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意蕴

　　每一次对信息的筛选、分析乃至否定，毫无例外都是一次绝好的学习机会。我们应该以理性的态度，“善待”多元信息。故意制造谣言应该受到谴责，但有些信息不应被瞬间贴上“谣言”的标签，这是人们掌握事件真相的必由之路。相反，厌倦信息只能让自己变得更依赖他人的服务，自我的独立性将会更加脆弱。“信息厌倦症”是要不得的。

　　——刘海明：透过马航事件看“信息厌倦症”

　　后起的拥有众多人口的中国，要用50至60年时间完成发达国家200至300年的工业化、信息化路程。这对于已经过多年粗放增长的中国而言，其今后面临的生态、资源和环境的时空压力极大。牢固确立生态的、以人为本的发展目标是破解这一难题的唯一有效手段。生态发展目标是以生态保护为基本，实现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目标。

　　——蔡景庆：在“破”与“立”中深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