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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开沅:教育家不能整天坐在办公室拨算盘
——访历史学家章开沅
//www.workercn.cn2014-03-31来源:湖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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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章开沅

  记者李思辉

  本报3月19日刊出独家报道《章开沅请辞“资深教授”头衔》后,引起百余家媒体跟进。章先生为人为学的高风亮节,对教育积弊的忧虑,引起社会热议。日前,在其办公室,本报记者再度专访章先生,进一步呈现他对打破高校利益板结,推动高等教育改革等问题的看法。

  ■大学校长本应是学者、是教育家,现在却倒逼着他们去讨封要级别,或是副部级或是正厅级,搞九品中正制那一套,校长们“实在是太可怜了”。

  ■教育家的眼里是“人”而非“物”,是人的内心修为的培养以及其所处的外部环境的改造,而非功利的利益算计。

  ■我从自己开始改革,辞去“资深教授”,不要这个待遇了。我一个年近九旬之人勉力做点力所能及之事,衮衮诸公身居要职、精力充沛、见识高远,不妨也拿出些真作为来。

  高教改革可以借鉴一下过往

  记者:新一轮高等教育改革已经开始,作为历史学家,您认为这次改革怎么推进?

  章开沅:我觉得可以借鉴一下过往。比如当前,教育界不少人都在谈论民国时期的大学。人们的这种讨论,某种程度上是基于对现今大学的不满。

  事实上,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我们对民国教育认识不足。民国教育是中国教育史上不可改变的一段,而且是很重要的一段。它完成了打破晚清教育的全盘西式移植,探寻切合中国特色新式教育模式的初步过程。培养了邓稼先、杨振宁等一大批大家,这是事实。我也曾受益于那时的大学教育。今天,我们应该客观批判历史,不能再像文革时期那样任意贬低、批判它。

  记者:民国时期的大学也有不如现在的地方吧?

  章开沅:太多了。某种意义上说,那时的大学跟现在不可比。过去的大学哪像大学,很多大学就三五百人,还没有现在一个学院、一个系大,有的系才一两个学生。现在的大学办学规模多大啊。那个时候的科研条件也差,查资料、搞研究,困难很多,非常不便。

  民国的大学很穷,科研经费普遍非常紧张。公立大学尚且经常拖欠教员的薪资,更不要说私立大学了。那时大学的经费来源主要是靠社会募捐。西南联大那会儿,竺可桢还带着学生在街边摆地摊筹集办学经费呢。那个时候的大学校长,哪像现在这么阔气,有国家财政拨款。

  有人说,现在的大学生不如过去的中学生,这也不全面。现在的孩子多有才华。他们几乎人人有特长,个个会才艺,吹拉弹唱了不得,过去的学生灰头土脸的,跟现在怎么比?完全没有可比性。

  大学要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

  记者:具体来说,借鉴什么呢?

  章开沅:那时高等教育办学的空间比现在大。现在的大学占地面积、规模等空间肯定比过去大,但是过去的大学办学自主程度,也就是整个学校自由运转的空间比现在要大。

  民国时期,许多大学校长都是声名显赫的大学者。当时我就读的金陵大学的校长陈裕光,就经常受邀和重要人物一起做礼拜。那个时候整个社会对大学校长、大学教员看得也更重一些,当个人物来看。大学校长过关出境,政府要员、各界贤达都是很尊敬、很有礼貌的。

  我也当过大学校长,恕我直言,现在的大学校长给人感觉“就那么回事”。校长有时候得陪吃陪喝鞍前马后,不这样做还不行。有官位级别尚且如此,没有级别更糟。有一个时期,一些设在地市州的大学校长,没有明确级别。开会得和公社书记坐在一起。

  南方科技大学的校长朱清时,因为没有行政级别,不久前去开会连门都进不去。大学校长本应是学者、是教育家,现在却倒逼着他们去讨封要级别,或是副部级或是正厅级,搞九品中正制那一套,校长们“实在是太可怜了”。大学校长、教师受尊重才能自尊,才能自强。

  民国时期大学校长对董事会负责,但董事会不得干预具体办学。民国的大学几乎都有高度的自主权,可以根据教育法令自主运作。当时的教育部门很少过问具体的招生、办学、人事、财务等事宜,大多是根据学校的教育提出一些改革建议。当时的金陵大学是教会大学,主要采用英语教学。教育部官员提出“国文教育不够”,于是就增加一些汉字汉语课程。当时,政府官员也没那么多,督学来了很快就走了,学校师生都不知道,根本不会挂横幅、开大会、搞迎接。

  记者:现在的大学缺乏足够的自主权?

  章开沅:不错。蔡元培倡导自主办学没有请示谁吧?他改革暮气沉沉的京师大学堂,让北大焕发出勃勃生机,这了不起吧?但是,蔡元培可能比不上现今任何一个大学校长。因为他行政能力不强。现在的大学校长要懂学术,要会搞行政,要长袖善舞,否则就要吃亏,这很不正常。大学应该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教育实体,要有足够的自主权。

  教育家的眼里是“人”而非“物”

  记者:大学应该由教育家来办?

  章开沅:非教育家办不可。教育的本源是“爱”,而非灌输。大学是文明的传承者,文化的整个长河靠教育传承。大学校长必须是教育家,教育家的眼里是“人”而非“物”,是人的内心修为的培养以及其所处的外部环境的改造,而非功利的利益算计。赚钱的专业就办,不赚钱的就不办;用得上的专业就考,用不上的就不考,这怎么行?

  现今的大学有两大腐败渊薮。一是基建,一些校长、副校长在这上面栽了跟头;二是科研经费申请的作假。后者对大学的败坏最甚。申报科研项目,应该是启动后,再根据成果给予相应扶持。现在是还没有做就吹、就跑关系,有的吹得好就真的搞到了钱,有的甚至是虚报虚套。审计的时候,报销的条子抓一把查一查,就可能发现问题。

  现在正是教育改革的“生死关头”,大学只能改革,没有退路。知识精英要起作用,尤其是教育家必须认识到自己在文化长河中的地位,传承文明,承上启下,锐意改革教育积弊,培养真正有大作为的人才,而不是整天坐在办公室里拨算盘。

  当今大学教育改革需要自我革命

  记者:那么,当今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和突破口在哪里?

  章开沅:我以为改革的方向是两句话:让大学回归主体,让大学回归本位。改革的突破口是教育家的自我革命。

  一是要敢于说话,要有对历史负责的态度。现在大学积弊甚多,但一些人默不作声,这很让人焦心。教育前途,攸关未来。“沉默的大多数”要作声,在职的教育家更要作声。提出改革对策,形成改革共识。

  二是要有真担当,要有自我革命的决心。现在有些大学校长宣布在位期间“不承担项目,不插手财务”,这是起码的要求,但是一些校长至今做不到。校长要带头,有个改革的样子。谁当校长科研经费、各种资源就向谁集中,这种霸占要不得。

  尤其不能贪图享受。办公室要那么大干什么呢?还有的学校降级卖文凭,要不得的。习总书记强调焦裕禄精神、延安精神,强调廉洁自律,很有必要。教育家当率先做到,以为世范。

  我们要记住“君子慎独”的古训,多一份教育家的清高和风骨,不要沉浸在学校排名、曝光多少、项目几何的怡美中。

  记者:在您看来,当下高等教育改革的前景如何?

  章开沅:目前,中国的高等教育尽管积弊不少,但依然大有希望。《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设计合理,这一次改革值得期待。我们要把握住这次教育改革的大好机会,幡然猛醒,自我改革,有所建树。

  改革关键是要行动,不要再等待观望了,不要再打太极搞“迂回战术”了,拿出切切实实的行动来。我从自己开始改革,辞去“资深教授”,不要这个待遇了,就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起点推动作用。我一个年近九旬之人勉力做点力所能及之事,衮衮诸公身居要职、精力充沛、见识高远,不妨也拿出些真作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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