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丽娅 陶连飞

　　开栏的话

　　“独有之人，是谓至贵”。在我们眼中，总有这样的人，以他们的勤奋和好学，为社会传播正能量。他们在各自领域的潜心研究，给了他们观察这个世界独到的视角。他们的观察和思考，为我们打开的可能是通往真理的另一扇门。今天，本报推出“与大师对话”专栏。在这个专栏里，我们倾听来自各行业大师的心声，也让我们从他们那里尽量让心态归于平和——以理论武装头脑，让道理深入人心。

　　在与大师对话的过程中，我们与读者一同成长。

　　郭孔辉，我国汽车领域著名专家，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吉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汽车科学技术的系统研究工作，是我国汽车操纵稳定性、平顺性以及轮胎力学等学术领域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发表学术论文300多篇，取得大量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科技成果，曾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汽车行业科技进步特等奖、吉林省重大科技成果奖等，在国际国内汽车动力学领域影响力巨大。

　　汽车产业是吉林省的支柱产业之一，作为我国第一位也是长期以来唯一的一位汽车方面的工程院院士，郭孔辉教授一生与汽车结缘，为新中国的汽车产业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在他的心中，一直有一个汽车强国梦。

　　记者：以您的条件，人生的选择会有很多，从物质回报上看，从事科研工作似乎比不上别的行业，当时您选择这条路的时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郭孔辉：我出生于一个比较富有的华侨家庭，年轻的时候有不少机会到海外去，继承家里的生意，过比较安逸的生活。我之所以选择留下来，主要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首先，我从小在国内生活，接受的是党和人民的教育，心里面建设国家的愿望还是非常强烈的；另外，我的学习成绩比较好，对科研有兴趣，对于在这个领域做出成绩有信心。

　　我对做生意没有兴趣，即使选择出国去继承家里的生意，我可能也不会有很大的建树。后来有机会了，我就鼓励二弟和三弟出国去，这样我家里的亲人（除了妻儿之外）现都在国外。我心里也十分想团聚，但是考虑到我的事业还在这里，也就只能把这种愿望放在心底。

　　我上过4所大学，先是考上清华大学航空专业，后因海外关系和院系调整，我辗转就读于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华中工学院，最后毕业于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大学4年念了4个学校，由学航空改为学汽车，虽然学习汽车不是我最初的选择，可是随着学习的深入，我在汽车研究中也找到了很多乐趣，在慢慢地摸索和研究中，也逐渐取得了一些成绩。

　　记者：作为新中国第一代“汽车人”，您在汽车领域的研究经历中，有哪些事情令您印象深刻？

　　郭孔辉：在汽车这个领域我做过很多工作，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解决红旗轿车操作稳定性问题的这段经历。

　　1971年，汽车厂接受一个政治任务：因外交需要，要开发新一代红旗轿车，轿车厂的同志希望我帮助解决红旗轿车的高速操纵性问题。当时据外交部门同志反映，我们的红旗轿车在国外使用时问题很大。在欧洲，轿车一上高速公路，常常就要开到140公里/小时以上，而我们的红旗轿车一开快了就不受控制。因此外事活动上，与欧洲车同行的时候，我们的司机不敢踩油门，不是因为马力不够，而是开快了太危险。外交无小事，我的数学、力学基础比较好，就承担了这个项目的研究。

　　汽车稳定性的问题非常复杂，不但涉及许多动力学理论，还必须经过高速试验，对试验结果进行分析才能得出结论。这就涉及到解决汽车稳定性试验场的问题。为了研究汽车高速稳定性的问题，首先必须实现在高速下进行汽车的操纵试验，才能够从中发现问题。我国没有这种试验场，只能借用飞机场做试验。“阶跃转向”和“回正性”这两项主要试验只能做到70公里/小时和30公里/小时。因为汽车操纵稳定性在低速下一般问题都不大，而越是高速，问题越大，我们所能试的车速对发现、解决红旗的高速操纵稳定性问题几乎不起作用。我就从汽车高速试验运动轨迹和有效占地面积分析入手，经试验探索提出了新的后被称为“巧用场地，背道而驰，预调方向，以弧代圆”的高速试验方法。按照这种方法，我们在宽度只有国外试验场的五分之一（甚至八分之一）的飞机场上，使上述两种主要试验的车速都达到了140公里/小时以上，完成了试验。这个成果也在1978年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

　　记者：您如何看待我国汽车行业核心技术缺乏的问题？

　　郭孔辉：不管是改革开放前还是改革开放后，限制我国汽车产业技术创新的根本原因始终落在“没有需求”上。

　　我国的汽车工业从1953年第一汽车厂建厂开始，走过一条曲折艰难的道路。先是照搬前苏联，老“解放牌”汽车“30年一贯制”——30年间，生产同一种车型，没有任何技术上的创新和改动。这是由于计划经济模式的束缚，在与世界隔绝的环境下，产品再落后也照样供不应求。那时候，即使我们的产品不那么尽如人意，在全国各地的强大需求下，我们也不具备改进的动力。汽车产品不需要更新，因而也就缺乏对技术进步的要求，这是从事汽车科技工作人员长期以来很难施展才干的根本原因。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的市场变大了，由于国外技术的引进、合资企业的发展，我国的汽车业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是由于“引进”工作中忽略了对自己研究开发力量的培养和对消化创新工作的必要支持，合资企业中的技术大权都控制在外方手中，我方的技术人员都不能接触产品开发。对于国内的技术需求还是没有。因此，我国的汽车自主开发能力至今还很薄弱。直到这几年，在艰难的环境中生长出一些小的自主企业，才开始有一些自主技术的需求。但是他们还处于幼小的阶段，实力薄弱，开始时只能模仿，难以有较大的创新，目前对创新的需求仍然有限。

　　在我看来，现阶段我们的汽车产业应该试着放下“外国技术”这条拐棍，趁早别让外国人“抱着”我们走，尝试自己走路，这样才能在实践中增长才干，才有长远的发展，使中国由“汽车大国”成为“汽车强国”。

　　记者：2007年开办孔辉汽车科技有限公司的时候，您已经72岁了，尤其您那时候已经获得了非常多的荣誉，行业里也已经有了很高的声望和成就，为什么还想要成立公司创业？

　　郭孔辉：我一辈子搞汽车，论文发了几百篇，成果主要集中在理论方面，对于整个汽车产业的实际贡献非常有限，这是我最遗憾的事。所以，我总希望能把这个遗憾补上，时机成熟了，我就带着我的儿子和学生，搞起了这个公司。

　　我今年快80岁了，这么大岁数还做企业，挣钱真的不是主要目的。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研发出有核心技术的产品，也给年轻的科技人才提供成长的平台和空间。现在，我的“孔辉汽车科技有限公司”的业务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底盘设计服务，二是提供高端实验设备，三是提供自有知识产权的高端零部件。这三项业务主要是针对企业具体的问题进行小规模生产，技术含量高，竞争者主要来自国外，在国内几乎没有竞争者。不少与我们同期建立的企业现在都致力于大规模的量产，现在的年营业额要远远超出我们。但我始终没忘记做企业的初衷，每年会拿出大量的资金来做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

　　汽车工业发展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汽车工业本身，它也关乎国防安全和国家实力。一个国家的强大包括很多方面，汽车工业的强大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因为汽车产业是带动面非常宽的支柱产业，对很多行业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甲午战争中，我们中国之所以一败涂地，原因就是国力太弱。我希望我们的国家发展，能扬眉吐气、能不受欺凌、能不挨别人打。

　　中国梦对于我来说，就是汽车强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