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玉华

　　毛泽东制止了捕人行动,并说:“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去追查,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

　　一个成熟的政党要争取民众,需要高度关注民意。毛泽东的群众口碑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曾经历过历史性转变。据考证,毛泽东在延安曾两次“挨骂”,都发生在1941年,分别是党中央驻地延安的杨家岭和陕甘宁边区的清涧县。时隔五年,事情发生逆转,毛泽东收到了延安县群众自发赠送的“人民救星”匾牌。从“挨骂”到被颂扬,之所以出现如此大的转变,就在于当时党能理性地应对局势,果断采取了一系列顺应民意的措施。

　　首先,理性对待“挨骂”,以“挨骂”为契机进行调研。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也和常人一样非常注重个人的声誉。毛泽东及身边的工作人员对“挨骂”事件都非常重视,但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措施。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主张以反革命事件追究当事人的责任,而毛泽东理性地处理了这两个事件,制止了中央保卫部门对第一次事件当事人的处理,停止逮捕行动,并对工作人员进行开导,“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去追查,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第二次事件的当事人当时已被中央社会调查部逮捕,并准备严惩。毛泽东了解此事后,立即召集社会调查部的人,指出:“你们不能这样做嘛!……中央设立社会调查部,不是设几个官位。如果不做调查,就随随便便抓人、杀人,这是国民党的黑暗做法!就这些而论,人家骂得就有道理呀!”当晚,毛泽东就同那位农民进行了长谈,了解到事件原因是1941年征的公粮太多,人民负担过重。征粮多、群众负担重与日本改变侵华策略、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密切相关,但群众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是不争的事实。毛泽东弄清了事件原因,随后派人把那位农民送回家。对同一事件的处理方式不同,效果会大相径庭。领导干部面对群众的怨言、牢骚或者不满有多种处理方式:可以视而不见,也可以简单粗暴地惩处当事人,但是毛泽东善待群众,透过现象深究事件的原因,这种群众工作方式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爱戴,也值得今天的领导干部学习。

　　其次,建立调查研究制度,完善群众工作的制度与方法。毛泽东虽然理性地处理了“挨骂”事件,但他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积极进行反思,果断建立调查研究制度,兴起党内的调查研究之风。“挨骂”是现实情况的歪曲反映,要避免类似现象,必须建立起民意沟通机制。事件之后,中央发出通知设立调查研究局,下设情报部、政治研究室和党务研究室,旨在及时通畅地获得民意。随后,中央在《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指出,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而系统地周密地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调查研究从此成为领导干部了解民意和决策的基本工作程序,是搞好各项工作的必要前提,成为党的优良传统。

　　最后,多措并举、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现实问题。为了切实解决农民负担重的问题,毛泽东和党中央多措并举。首先,实行“精兵简政”的政策,精简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工作人员。其次,减征公粮,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改善农民生活。第三,发动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开垦土地,扩大粮食种植面积,增加粮食产量。第四,在解决民生问题的同时,注意教育引导群众。毛泽东多次指出,我们老百姓应该将眼光放远大些,今天中国抗战正处在困难阶段,边区建设也处在困难阶段,只要大家协力渡过这一时期,生活便可改善,负担也可减轻了。毛泽东希望人民多讲话,多协助政府工作。1942年11月,毛泽东又明确了党与群众的关系,一方面要教育群众,一方面要向群众学习。上述措施体现了群众工作方法的临时性与长远性相结合、治标与治本相结合、改善物质条件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的原则,体现了群众工作方法的系统性科学性。

　　这种科学的群众工作方法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并帮助党解决了抗日战争时期所面临的巨大困难。1946年春节,农民杨步浩和延安县川口区六乡秧歌队一起到中央机关驻地王家坪给毛泽东、朱德等拜年,并向毛泽东敬献了“人民救星”的金字匾,体现了当时党群关系的融洽、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