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进泰

　　我国2012年城镇化率为52.5%，正处在城镇化加速发展中期，距离70%还有一定的差距。未来10年城镇化将会快速发展，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并可能为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提供巨大的结构调整支持。中国的城镇化究竟应该怎么发展？笔者认为，应该因地制宜，走富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之路。

　　城市化率低与“城市病”并存，是我国城镇化面临的重大难题

　　一般来说，“城市病”是由于城市化速度大大超过工业化发展速度的“过度城市化”而产生的。而在我国，一方面是城市化率不高，低于世界经济发展同期平均水平，另一方面在一些大都市却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城市病”。

　　这种城市病表现在：一是人口膨胀带来的交通堵塞和住房拥挤。在我国的不少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由于城市规划(特别是中长期规划)预见性不强，采用“摊大饼”布局模式，城市功能调整不及时和管理不力等原因，交通出现定时的或阵发性的严重阻塞。二是城乡边缘区问题加剧。由于建成区面积不断扩大，使得城市与乡村的接触、过渡地域也在不断扩大。三是生态环境恶化。近十多年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高强度的人类活动，我国相当一部分城市走着事实上的“先污染、后治理”之路，有一部分中国内地城市也相继进入世界重污染城市的行列。四是部分大城市土地利用强度过大，影响生态安全和宜居。

　　产业发展与城镇化进程不协调导致产城分离，是我省城镇化要破解的关键问题

　　城镇化过程实质上是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不断演进的过程，主要在于经济总量的提高和经济结构的非农化，其中，工业化是直接推动因素，第三产业的发展则是城镇化程度的表现。“产城一体”是产业发展与城镇建设各自释放正能量，通过产业发展推进城镇建设，通过城镇建设带动产业发展。忽视产业发展与城镇功能的协同，就会导致产业发展乏力、城镇建设滞后等问题，导致产业布局与城镇发展需求不匹配而形成产城分离局面。

　　产城分离主要表现在：空间分离，即居住、服务、产业、绿地等功能相互隔离；功能分离，即产业、居住、商业、商务、娱乐、休闲等功能分离。我省生活就业“两栖”群体大量存在，在城镇和农村之间进行季节性迁徙，增加了生活成本和不稳定因素，不利于生活质量的提高，也增加了管理难度。同时配套缺乏，市场、学校、医院、商业休闲等公共服务设施配套不足，公共服务内容和水平无法满足新型城镇化发展需要，不利于吸引高素质人才，加快产业和城镇发展。

　　因地制宜，走出一条具有鲜明特色的城镇化之路

　　在城市结构上，要实行大中小城市合理配置。科学合理配置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稳定发展中心城市，加快培育中小城市，积极扶持中心城镇，整合中心村和新型农村居民点，努力构筑层次清晰、功能明确、布局合理、发展联动的新型城镇体系。通过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来调整城市结构。

　　在建筑风格上，要传承文化，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实事求是确定城市定位，科学规划和务实行动，避免走弯路；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要融入现代元素，更要保护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

　　在村庄改造上，要防止一刀切的大拆大建。在条件较好的新农村社区，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

　　注重人的城镇化，要以“产城一体化”为突破口。要以人为本，提高城镇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要在大中小城市发挥各自产业发展优势，明确发展重点，以农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和特色服务业推动城镇发展，并在大中小城市之间搭建有利于产业梯度转移的平台，利用城镇集聚的力量促进区域内产业向规模化、集约化方向发展。

　　（作者系省社科院农经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