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伴随着土地增减挂钩政策和各种“先行先试”的综改试验区政策在全国不同地区的实施，许多地方出现了大规模的 “村庄撤并”浪潮，承载着数千年农耕文明的村庄数量急剧减少，集中化的农民楼房居住区大量涌现，相当数量的传统村落彻底走向终结。

　　村庄撤并为缓解土地资源供给紧张的状况、大力发展地方工业经济、加快城镇化提供了途径和空间，但同时也带来了农民生活空间的重组和经济活动方式的深刻转变，传统农村迅速实现了城镇化。为此，亟须理性思考农民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农民的可持续生计能否得到稳固的保障、如何协调城镇化战略与新农村建设等等重大的现实社会问题。

　　村庄撤并给农民带来了较多实惠

　　我们通过对村庄撤并现象深入细致的调查发现，农民在当下确实得到了实惠，主要包括：居住环境的改善、生活开支的补贴、家庭资产的膨胀、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等方面。

　　居住环境的变化是最显著的，农民集中居住区和城市社区相比已无两样，告别了以往村庄道路不通畅，环境脏、乱、差的局面；生活开支的补贴主要是指来自村集体、相关企业所提供的水、电、燃气、物业管理费用的补贴，现阶段比较好地减轻了农民集中居住后生活成本上升的压力；家庭资产的膨胀是指集中居住后的农民所拥有的房产按现有的房地产价格折算，家庭资产得到了迅速的扩大；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是指农民的集中居住区往往配套有学校、医疗场所、商业网点、娱乐健身设施及其他公用服务设施，方便了农民的日常生活，改变了村庄撤并之前公共服务水平低下甚至缺失的状况。上述情况成为村庄撤并顺利推进的有利因素。

　　村庄撤并的质量和内涵有待提高

　　农民的受益能否持续的问题。村庄撤并和集中居住给当下的农民带来了巨大的收益，但是，调查中发现，若要这种收益继续下去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村民的房产能够变成实质上可上市交易的资产，但很多撤并村庄并不具备这个优势；二是许多福利项目，如物业费补贴、水电取暖补贴等是由参与村庄撤并的企业提供的，从长期看这些福利项目难以持续。

　　村民的就业和长远生计问题。很多村庄撤并后，村民搬进了新居，实现了城镇化，但村民的收入来源未变。如果合并后的村庄拥有强大的集体经济，可以比较好地解决村民的就业和长远生计问题。但大多数村庄撤并之前，集体经济比较薄弱，村庄撤并后村民依然需要外出务工经商，新社区留守人员和“空心化”问题依然突出。尤其是那些整村迁移到城市的村庄，村民彻底告别乡土，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村民的就业和城市融入问题，就会积累许多社会矛盾，若遭遇就业危机，矛盾就可能激化，演变为社会冲突。

　　粮食安全和乡土文化消失的问题。村庄撤并节约出来更多的土地资源，平原地方可以开展农业规模经营，但山区的土地规模经营则很难开展，村庄撤并反而使农民更加远离土地，耕作更加不便，进一步加剧土地撂荒问题。山地农业是中国农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村庄撤并使山区农业不能持续，对国家的粮食安全是个不小的影响。另外，农民集中居住后，消费主义和城市生活方式的影响进一步加强，村民之间的交往逐步减少，村庄关系趋于冷淡，传统的戏曲、民俗娱乐项目没有得到明显的恢复。村落共同体以及依附其上的乡土文化正在迅速瓦解。

　　村庄撤并的理性思考和政策建议

　　目前，从中央到地方已经形成共识：城镇化是中国发展的一个大战略，未来10-20年，中国城镇化将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城镇化将带来巨大的内需，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引擎。这个共识使得减少农民和撤并村落的做法从普遍的地方实践更加明确地升级为国家战略。但上述调查显示，城镇化并不仅仅是造房、修路、建新社区，而应更好地协调城镇化战略和新农村建设的关系。

　　村庄撤并和农村城镇化过程中应优先考虑农民的发展问题。建设新型农村社区和推进城镇化的最终目的是改善民生，而不应单纯追求速度，不应单纯追求居住的城镇化。应关注人的长远生计和发展问题，结合区域产业发展规划，注重人力资本的培训，注重培育农民就业的能力和条件，形成产业发展——就业提升——居住改善相互协调、良性循环的格局。

　　村庄撤并和建设新型农村社区应有完善的规划，应分类展开、循序推进。对于那些蕴藏着丰富历史信息和文化记忆的古村落，绝不能纳入村庄撤并规划，应进行专门的保护和开发。对于那些普通的农村，农民集中居住区的规划应体现乡村特色和地域风貌，应根据农民的生产生活特点设计房屋的结构和村庄的布局。

　　村庄撤并和农民集中居住以农民不远离故土为宜，同时完善农村各项公共服务设施、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要把保护和传承优秀的民俗文化活动、恢复和提升农村的公共生活纳入村庄撤并规划，使农民不仅能够改善居住环境，同时也能享受到和谐向上、积极健康的村庄文化。

　　总之，村庄撤并过程中，不仅要着力改善农民的居住环境，更要注重发掘乡村文明的价值和意义，使新型农村社区成为农民追求美好生活的福地，实现城乡两大文明之间的协调和均衡。这正是统筹城乡发展、城乡一体化的真正含义。(作者为长治学院公共政策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教授、社会学博士；本文系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阶段性成果。)

　　张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