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六大措施

　　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第一，进一步解放思想，努力冲破不合时宜的旧观念的束缚。只有解放思想，才可能冲破传统和教条的束缚，提出新的观点和见解。判断一种新的思想、观念、制度和政策，首先应当看它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富强民主、人民的自由幸福、社会的公平正义，看它是否有利于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强国。只要有利于“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的新观念和新实践，都值得重视和探索。

　　第二，加强顶层设计，从战略上谋划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国家的治理体系是一个制度系统，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必须从总体上考虑和规划各个领域的改革方案，从中央宏观层面加强对治理体制改革的领导和指导。碎片化、短期行为、政出多门以及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是我国现行治理体制和公共政策的致命弱点，它们严重削弱了国家的治理能力。要站在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高度，超越部门和地区利益，进行全局性的统筹规划，挣脱既得利益的束缚。既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也不能草率从事，应当广泛讨论，从长计议，避免短期行为。

　　第三，总结地方治理改革创新经验，及时将优秀的地方治理创新做法上升为国家制度。改革开放35年来，我们在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方面做了大量可贵的探索，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然而，许多好的治理改革因为没有上升为国家制度而被中止，或者仅在小范围内实施。应当系统地总结各级政府的治理改革经验，及时将成熟的改革创新政策上升为法规制度，从制度上解决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改革创新的动力问题。

　　第四，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学习借鉴国外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好经验。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改革创新，是一种世界性的趋势，各国在这方面既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不少深刻的教训，我们应当借鉴、汲取。

　　第五，坚决破除阻碍社会进步的体制机制，建立和完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现代国家治理体制。制度更具有根本性，制度可以改造人的素质，可以制约治理者的滥权和失职。因此，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即制度的破与立。现存的不少治理体制机制不尽合理，有些违背了政治学的公理，有些则严重损害了国家和公民的利益。宪法规定的许多公民权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重要的原因也在于相关执行制度的缺失。

　　第六，破除官本位观念，消除官本主义流毒。官本位观念和官本位现象是影响治理者素质的重要因素。我们要对广大公民特别是各级党政官员进行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和谐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破除权力崇拜，牢固树立公民权利至上的观念；要依靠制度来遏制官本位现象，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在将官员的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同时，用制度来构筑保障公民权利的长城。

　　总而言之，只有沿着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道路，才能真正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反过来，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程，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中国民主法治的进程。

　　（作者：俞可平，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前线》2014年第1期 笑航/摘编）

　　化解债务风险需“组合拳”

　　总体判断，债务化解之道应用长短期政策组合拳发力。

　　当前中国地方债务风险集中表现为流动性风险，但在经济增长中枢下移叠加局部性债务风险时，流动性风险亦不容忽视。存量债务可通过“长久期债务替换短久期债务”等债务重组来应对流动性风险。同时，在财政部的有效监管下，地方债的发行权可探索下放至省一级政府，使发债主体和偿债主体逐步一致。

　　长期来看，则需财税、土地、金融多方面改革配套组合发力，建立地方政府融资的可持续机制。笔者建议：

　　加强债务扩张的行政考核约束。目前新的地方政府考核办法将政府负债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把积极化解历史遗留债务问题作为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从源头上有利于遏制债务的快速增长。

　　加快理顺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分配，为地方政府开征新的税种。近期财政部下发了《关于调整和完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的意见》，意味着财税体制改革迈出了实质性一步。未来应逐步完善省级以下财政体制，加大对县级基本财力保障的投入力度，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加快推出房产税，为地方政府提供稳定、可持续的收入流。同时，强化财政纪律约束，严格政府举债程序。

　　健全市场化投融资机制。首先，未来金融部门继续支持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提高直接融资占比。发挥企业债、市政债、中票等融资工具的作用，强化信息披露和市场化的竞价机制；其次，应当新设立专门的政策性银行，发挥其贷款期限长、利率相对较低的作用，降低债务压力；再次，放开市场准入，引导多元化资金参与城镇化建设，拓展ABS、ABN、城市基础设施产业基金等新型融资方式在城镇化建设中的应用。

　　（作者：巴曙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经济》2014年第3期 燕子/摘编）

　　充分发挥负面清单制度的积极作用

　　负面清单是相对于正面清单而言的一种市场准入管理方式，遵循“法无禁止皆可为”的原则，是世界范围内贸易投资自由化、金融市场国际化和行政管理法治化的产物。

　　概括来说，负面清单制度的优点主要有三个：

　　一是能够极大增强市场的透明度。哪些行业或者行为被排除在外一目了然，而在正面清单中，即使增加许多条款，也难以达到同样的市场透明度。

　　二是能够极大增加市场的开放度。对未来任何行业创新和技术进步，都将自动开放，而正面清单显然难以预见和容纳这些创新和进步。

　　三是能够极大增进市场的自由度。负面清单通常将国内监管、补贴和政府采购等事宜也纳入其中，以保障市场尽量少受干预。

　　负面清单制度对于我们而言，还不是一种非常完备熟悉、可以熟练使用的管理方式。为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可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一是要全面提升负面清单质量。实现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不是简单地“由正转负”，把原来的鼓励类去掉，把禁止类和限制类合并起来，再加上其他以下限制条件，而是要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因此，要对各行业各门类进行重新分析评估，尽量缩短清单条目，放宽市场准入门槛，否则过于冗长、面面俱到的负面清单与正面清单无异，也就达不到激发市场活力的目的。

　　二是要加强风险管控机构力量。机构改革不仅要减少部门数量，更要优化机构职能，这样才能使政府职能转变有相应的机构支撑。减少行政审批，加强市场监管，有效管控风险，是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的根本方向。市场监管职责主要由市县政府部门承担，因此，应当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降低行政执法重心，加强食品安全、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劳动保障等重点领域的基层执法力量。

　　三是要完善市场监管制度体系。要实现有效的市场监管，必须有完备的市场监管规则。对哪些领域进行监管、采用什么手段进行监管、监管到什么程度等等，这些都是在制定相应监管制度时必须深入研究的问题。在完善市场监管制度体系时，一方面要努力编织疏而不漏的市场监管网络，另一方面要特别注意管住政府那只闲不住的手。市场监管绝不是各个监管部门三天两头跑到企业里检查，不能把乱执法、滥执法当成是加强监管。

　　（作者：于宏伟、李静，国务院法制办/华北科技学院法律系 《中国发展观察》 2014年第3期 笑航/摘编）

　　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

　　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发展目标，要求扩大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加大文化领域对外投资。

　　目前，中国文化竞争力在国际上处于弱势地位，服务业贸易一年逆差大概为1000多亿美元，仅旅游就占了700多亿美元。文化产品和服务只有一项优势，就是文化制造业，一年的贸易顺差大概200亿美元。但是，文化制造业主要局限于硬件产品，比如，玩具、娱乐设备、乐器，是制造业和文化的交叉产品。

　　加强文化竞争，是中国面临的比较严峻的问题。目前市场容量已经不成问题，但是，这些年文化产品出口、对外文化贸易还比较弱，仍以文化事业交流为主。像孔子学院，能带来一定文化软实力影响，但涉及人群小，不具有核心竞争力。在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上，政府部门要从以前的事业单位眼光转变为产业眼光，不再局限于普通文化交流，而要形成有品牌的文化产品，特别是文化产业竞争，包括影视、游戏、音乐等方面的出口。

　　有一些人士提出，中国文化市场特殊，在政府管制下很难创造出好作品。这并非无所作为的理由。国际文化市场上的走俏作品，大多并不片面强调政治化，而是多强调人性和娱乐。像韩剧就不涉及政治敏感话题，但其在制作之初就考虑国际市场，所以，目前可在制作水平、产品设计上多下功夫。

　　基于现状，国家应该提供相关资金，打造文化出口产品的“十个一工程”。比如说每年让一部电影、一首歌、一部书等能够“走出去”，国家通过公开全面征集采购，在各个领域里推动一些品牌的内容建设和对外文化“走出去”。

　　（作者：陈少峰，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 《新世纪》周刊2014年第11期 燕子/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