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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刚:职业教育非“制器”,唯育人也
——对话天津市政协委员、天津职业大学校长董刚
//www.workercn.cn2014-07-09来源: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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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刚:天津职业大学校长,国家督学,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2年荣获第三届“黄炎培杰出校长”奖。

  职教新政要“水流到头”,落到实处

  教育在线:近日,职业教育利好消息频出,先是《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出台,接着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召开,作为一线职教工作者,你如何看待未来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

  董刚:首先,对于《决定》的出台我感到非常振奋,我认为职业教育正在开启一段新的改革征程,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意味着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职业教育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未来职业教育大有可为。

  《决定》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是“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我认为这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职业教育工作的重点和发展方向,也是打开青年人通向成功成才大门的重要途径。

  教育在线: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有哪些首当其冲的问题需要解决?

  董刚:目前,职业教育还是一个“断头”教育,与普通教育“两条腿”走路,而且呈现“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现状。我觉得目前最需要提上日程的几个问题包括:第一,打通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桥梁,为学生成长搭建“立交桥”。第二,打通人才成长通道,做好中职、高职、本科、研究生教育的衔接。第三,加快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等。这些都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需要解决的问题,可以说,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成之日,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职教体系形成之时。

  教育在线:《决定》出台并不意味着政策落地,你认为今后需要在哪些方面进行突破?

  董刚:良策已出,关键是“水流到头”,落到实处,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决定》的执行,往大了说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往小了说就是28条规定的分解落地。这28条规定虽简练,但很具体。比如提到课程开发与实施,已经具体到推行项目教学、案例教学、工作过程导向等细节。再比如,《决定》中提到,引导支持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探索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对于职业院校来说,目前都面临着资金投入不足的问题,吸引民营资本进入职业教育,这是好事,但关键是如何操作。我想这些政策的落地,都需要系列政策的保障,并非一句话两句话能解决。

  教育在线:《决定》中特别提到,健全企业参与制度,深化产教融合,你如何看待目前校企合作“一头热、一头冷”的现状?

  董刚:总体来说,目前职业院校的校企合作还处于浅层次阶段,仅仅是解决了学生的实习实训和就业问题,如果从校企深度合作来说,还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比如邀请企业的能工巧匠进入职业院校任职教课,职业学校教师帮助中小微企业解决技术难题等等。从宏观来看,校企合作需要政策保障,比如通过减免税收激励企业参与合作,从学校来说,也要提高科技服务社会的能力,更多地体现出校企合作的双赢。

  不惧本科转型、民办升本挑战

  教育在线:《决定》中提到普通本科向职业教育方向转型,这对现有的高职院校来说,是否构成一定的压力和挑战?

  董刚:现在国家提倡部分本科院校根据办学特色和定位,自愿向职业教育方向转型,我认为这个倡导是科学的。但转型也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对于目前发展比较好的高职院校并没有太大影响,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本科院校面临师资转型。师资是学校的工作“母机”,职业教育对教师的要求更高,必须具有“双师”素质,我称之为“双教”能力教师,不仅能教学生动脑,还得能教学生动手。本科院校的教师,学术水平很高,但实践动手能力相对欠缺。从学术性教师转向双师型教师,需要一段时日。

  第二,课程开发、教学形式转型。职业教育最大的特色就体现在教学形式上,我们叫“教、学、做”一体,或者“理实一体”。但是本科不一样,理论和实验是分开的,由理论教师和实验人员分别完成。因此,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就面临着教师的实践和教学设计能力的提升,以及课程的重新开发、教学形式的变革等。

  第三,实训条件的完善。本科院校的实验条件,很多都是基于验证性的基础设备,而职业教育的实训面向现实职业岗位,很多都是生产性的真实设备,这方面也需要很大的资金投入。

  第四,转变办学理念。从学术型向职业教育转型,最大的障碍应该是观念,以前是培养学术性人才,现在要转到技术技能型人才,从上到下都会面临着观念的转变。

  第五,科学研究。本科院校的科学研究更倾向于“顶天”,侧重于知识的创新,承担国家“纵向课题”,而职业院校的科研则趋向“立地”,即知识的应用,技术的创新,承担企业委托的“横向课题”,为企业解决技术难题,这些都需要转变。

  但无论如何,本科转型,这是顺应国家经济发展需要,是大势所趋,我们要做的就是发挥好已有的办学优势,办出特色,以质量取胜。

  教育在线:最近教育部审批通过了20多所民办高职“升本”,《决定》中也提到现有高职原则上不升本,这是否对公办高职带来一定压力?

  董刚:这是国家的政策导向,鼓励社会力量办学,但是对于我们天津职业大学来说,我们并没有感到太大压力。我们学校培养的学生主要面向第二产业,即技术技能型人才,而大部分民办高校的定位主要是针对第三产业,原因在于,这些专业比如会计、文秘等文科类专业投入少、办学成本低,实际上,我们的招考分数比天津三本分数线还要高很多,这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职业教育还是要质量取胜,特色取胜。

  教育在线:您来天津职业大学之前,在天津大学工作过多年,两所学校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董刚:两所学校是两种类型,天津大学培养的是工程科学型人才,是国家高水平大学,而天津职业大学培养的是技术技能型人才,也是我国高职院校中的佼佼者,都为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大量的有用之才。但人才培养目标的不同决定了两所学校在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方法手段、课程开发等都存在很大不同。其次,学校文化的差异。天津大学给学生呈现的主要是大学文化,严谨的学术氛围,而天津职大,除了自己的大学文化,还具有浓厚的工业文化氛围,比如在学校很多实训基地、教学大楼内,都有明显的工业文化的标志。但无论何种类型的学校,共同的任务都是“育人”。

  董刚的“泡菜论”

  董刚是职业院校里少有的学者型校长,言谈举止温文尔雅,记者偶尔插话,他会中断回答,让别人先说。

  他学机械工程出身,聊天时思路清晰,逻辑缜密,面对很多现场提问,他回答时不假思索,信手拈来,像提前做足了功课,实际上应该是他平日全方位思考所致。

  他也是少有的既主管招生,又主管就业的全能型校长,他一直有这样的观点,就业兴才能招生兴,才能学校兴,这是一个链条。招生的时候,他也会出动人马到地方集中宣传,聚集人气,更多的功夫做在平时,天津职业大学经常会和地方的一些中职、高中联谊,出资赞助对方的活动,为了未来的生源做准备;为了给学生找寻更多的就业机会,董刚的手笔更大,他推动学校参与政校企联合,在学校与天津港保税区等区域开展的合作项目中,他亲自担任项目负责人。此外,董刚是天津第一所引入第三方评价的高职院校,“人才质量如何?学生和用人单位说了算,教育评估应该走向多元,要有第三方评价,这是大势所趋。”

  对外要面向市场,对内则要面向学生,董刚说,市场规律和人才培养规律两者并不相悖。

  “招生兴如何达到就业兴,就是教育培养过程。这才是关键。”董刚请第三方评价机构麦可思做过一项调查,学校70%以上学生来自农村,60%的学生家长只有初中以下文化程度,文化基础最差的学生只认得英文26个字母。他不讳言职业院校学生的文化基础薄弱。

  “学生输在了高考起跑线上,我们要做的就更多。”他按照学生入学的英语水平从高到低分成A、B、C三个班,分层次施教。学生“能上能下”,学习的劲头也更足,英语成绩有了明显提升。2006年至2009年,学校组织教师针对市场需求开发了将近500门课程,“职业院校的教学必须有职业特色。”董刚说。

  听到很多人说职业学校就是培养“技工”,他不认同:“工厂能生产一模一样的杯子,学校能吗,每个孩子都不一样。”在他的观念里,职业教育非“制器”,而是育人。这也是他从天津大学带到天津职业大学最重要的东西,“教育就是全面育人,把学生变成他自己。”在他看来,除了教给孩子一技之长,重要的就是学校文化赋予他独特的东西。

  他把大学文化比喻为泡菜,不同食材混合发酵形成泡菜汤,这就是大学文化,而泡菜中的黄瓜、圆白菜就是不同的学生,不同泡菜汤浸泡出来的“小黄瓜”既有个性,也有共性,“这就是大学文化,它是润物细无声的。”

  (解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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