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正确处理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这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由当前面临的世情国情所决定的。

　　正确处理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要重视解决这两个问题。一是要弘扬我们的价值自信。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5年来的成功实践，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造了世界上少有的发展奇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要树立起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而价值自信就是建立在这“三个自信”基础上的。弘扬我们的价值自信对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言，是极其重要的。

　　二是要坚决反对“外来教条主义”。应该说这种教条主义在我们党内和队伍内部曾存在过。它的特点就是毛泽东当年讽刺过的“言必称希腊”。随着当今对外交往的不断扩大，外来文化越来越多地传进来。其中当然包含有人类文明成果，需要我们认真吸收和借鉴。但是也出现了一些人对外来的东西顶礼膜拜的情况。尤其是热衷于简单化地搬用西方的范畴、理念和结论，而不问其背景和前提。习惯于用西方话语来解读我国丰富多彩的改革和发展实践。这就是当今的“外来教条主义”。它的特点是“言必称西方”。对此，如果不加以克服，那么后果是很消极的。

　　这里涉及到语言与话语权的关系问题。应该看到，语言作为人们的交往工具同其它生产工具一样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由语言构成的话语权则是有阶级性或带有阶级性色彩的。话语权的创立者法国的米歇尔.福柯指出，“话语是权力，人通过话语赋予自己权力”。著名的英国现实主义者卡尔把国际权力划分为三种：军事权、经济权和话语权。因此，话语权反映的是某种政治经济权利，体现了人在社会中或国家在世界中的政治经济地位。因此，对西方话语既不要一概拒之门外，又不能简单照搬。正确的做法是，在全面分析的基础上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态度。

　　随着我们对外交往日益扩大和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如何辩证分析和正确对待西方话语这是不可回避的问题。我认为应该采取“一分为三”的态度，这才是科学的、正确的态度。所谓“一分为三”，就是要把西方话语区分为三种情况（或类型）。一是可以直接为我所用的话语。比如，市场经济、“看得见的手”、“虚拟社会”和“中等收入陷阱”等。二是利弊皆有的话语，对此要慎用。比如，“中国模式”就属于这种情况。从总结中国发展经验和比较各国现代化发展的特点上看，“中国模式”这个提法是完全可以使用的。但是它最明显的不足是无法反映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极其丰富的内涵，最多只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某条具体道路。三是弊大于利的话语。这些话语带有强烈的西方价值判断。因为这些话语有其特定的语境和含义，如果不加分析地搬到我们国内来，后果是很消极的。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

　　（严书翰，中央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