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老龄化时代的逼近，中国的人口红利正逐步递减，整个社会似乎面临着劳动力匮乏的危机。有些人提议适度改变计划生育政策，优化公民的年龄比例。

　　此类呼声虽然汇聚成不可忽略的潮流，且不乏支持者，但同时也要想到：以增加人口的方法应对老龄化危机，又会带来新的社会问题——中国的人口已经接近14亿，基数不可谓不庞大：由此带来的生态压力和社会压力与日俱增，我们备受交通拥堵、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等现实问题的困扰。在形势本已十分严峻的情况下，再增加人口压力显然是需要慎重地考虑。

　　事实上，我们并非没有更好的选择。在人们已经提出的方案中，某些主张的建设性就令人欣喜。譬如，前段时间，有人大代表建议缩短学制，减少个体走向社会的准备期，缓解劳动力日益短缺的困局。尽管媒体选择性地突出提案中有关剩男剩女的部分，但它无疑让我们看到了新的地平线：现有学制设计蕴含着缓解就业压力的原初动机。现在，不少学生不愿完成12年的漫长学业，提前走向社会，表面上是一种短视行为，实则反映了社会的内在需求，属于民间自发性的修正行为。

　　无论缩短学制的建议是否被采纳，它都敞开了一个值得重视的思路：不再仅仅追求数量的优势，而是发挥个体的潜能。相比之下，我们现有的劳动力管理策略并不合理：由于对劳动者的年龄过于挑剔（比如许多公司只聘用45岁以下者），大街小巷到处可见精力旺盛的有闲者：他们有的仅有四十多岁，却已经退休或者根本就没有工作的机会。其中的“中国大妈”构成了如此庞大的群体，以至于外媒都被震惊了。这些离开工作岗位的大妈精力充沛，身姿活跃，转战四方，演绎了无数神话。事实上，无论是聚堆跳广场舞，还是联手炒黄金，抑或是组团四处旅游，都不过是消耗过剩能量的方式。在有关她们的传奇故事中，我们不难将她们还原为富有工作力的群体。如果社会给她们继续工作的机会，她们本来可以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她们的存在是意味深长的隐喻，解构着有关年龄的传统信念，暗示着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失衡。

　　在人口平均年龄日益增加的情况下，对人的浪费已经是我们无法承担的奢侈。从这个意义上，修正已有的人口理念和用工策略，已非未雨绸缪，而是亡羊补牢。 （作者系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