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5月24日万国商团军官合影 该图收藏于英国国家陆军博物馆

　　□徐涛

　　提及“商团”，如果对情况不熟悉，常常会误以为是泛指各类商人团体。实际上，商团一词在近代中国有着专属的意涵，特指一种以商人为主体成立的准军事组织，共同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853年成立的上海万国商团（Shanghai Volunteer corps）。上世纪80年代初，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商团和商会都开始引起研究者的注意。但是经过30余年，商会研究的成果蔚为大观，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领域，而有关商团的论著虽也有所增加，却远不及商会研究。客观而言，中国学界的商团研究仍属于起步阶段，研究成果很少，基本从政治史角度出发，集中于民国初期前后广州、上海、苏州、武汉等地的华人商团组织于重大政治事件中所扮演角色的外围研究，而对其源头上海万国商团的研究则更为罕见。本文是对上海所属这支万国商团89年历史的粗浅介绍，希冀抛砖引玉，引发中国学界对商团组织研究更多的兴趣。

　　万国商团的成长、反复和解散

　　上海开埠之后10年间，华洋分居，和平相处，几无瓜葛，但1853年小刀会出人意料一举夺取上海县城，于无声处听惊雷，开始了近代上海史上第一段乱世。起义军和清廷平叛军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不免影响到咫尺之外的外国租界。和平不再，在此生活经商的外国人是否有权利和能力武装保护自己？这个问题在外侨社团中争论不断。

　　1853年4月7日、8日、12日，不顾当时英国驻北京公使文翰（SirGeorge Bonham）的反对，英国驻沪领事阿礼国（SirRutherford Alcock）连续召集侨民及美、法领事集会，决定自发成立一支“上海本埠义勇队（Shanghai Local Volunteer Corps）”。现存史料对当时“上海本埠义勇队”的训练内容并无记载，但训练成效确是有目共睹。一年后著名的“泥城之战”（theBattle of Muddy Flat）中，“上海本埠义勇队”100余名英美侨民携两门火炮,配合200余名英美水兵及陆战队员，在面对百倍于己的清军时毫无惧色，迅速取得了“泥城之战”的胜利，自此之后清廷竟然再无胆量对租界采取任何军事行动，上海租界成“国中之国”之势也就此奠定。“泥城之战”日后成为万国商团的建军纪念日。

　　1855年，小刀会事败，上海县“光复”，商团也随即解散。之后的15年中，虽然有太平天国运动危及租界存亡，但站在历史前台与之对抗的是英、法联军和华尔、戈登的“常胜军”。由于财政等问题的困扰，作为一支完整部队的万国商团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

　　1870年，天津教案爆发，上海租界侨民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维持一支商团武装的必要性再次彰显。7月初，工部局开始着手给万国商团以“官方”认可。会议决议：“万国商团由一支砲兵队、一支骑兵巡逻队和三个步兵队组成”，“其管理权法定理应归属工部局，组织方面问题的决议、商团行动的总体控制须由工部局主席裁决。”在工部局的努力下，英国香港驻军司令官提供了一位经验丰富的操练、射击教官去商团任教。工部局为万国商团配备了新式步枪，一个军械弹药库；由先前万国商团军官、颠地洋行的韦伯建成的来福枪靶子场也被工部局接管，并修缮一新，用于万国商团的日常训练。工部局正式接管万国商团之后，人事、经费、制度、规章及训练都有了重大变革，万国商团开启了“正规化”之路。随后72年的历史中，万国商团虽然连队不断更迭，规模渐趋增加，武器不断更新，场地移建扩容，但其作为工部局下属机构的性质、基本组织模式和英国人的主导地位皆没有大的变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军撤回绝大部分驻华军队，万国商团中主力活跃分子也纷纷回国参战。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稍后，日军在凌晨攻击了停泊在黄浦江中的英国军舰“彼得列尔号”，将其一举击沉；美国军舰“威尔号”旋即投降，全部战斗在20分钟左右结束。日本地面的攻击也十分顺利，未遇到大的抵抗，而迅速占领上海租界全境。公共租界之工部局一时尚未被消灭，但供职之英美人士陆续遭到解聘。1942年9月2日，工部局决议解散万国商团，次年工部局亦不复存在。

　　动员出防、武力炫耀和社交作用

　　万国商团存亡始终，首要目的与最大作用在于危急情形下保障上海外国租界的既得利益不受损害。凡遇到重大形势时，万国商团司令部会应工部局总董的命令或自行发布“动员令”，所有成员按“动员令”要求向指定地点集中，完成卫戍租界的职责。对此，1931年的《费唐法官研究上海公共租界情形报告书》中有这样的描述：“除工部局所有之警力外，尚有一种兵力，即万国商团是，除名副其实之志愿服务团员，选自二十国国籍之居民，包括华人在内者外，尚有俄国队二，其中队员，系经雇佣，并以全时间服务计算给薪。工部局所有此种兵力，除当界内发生扰乱之时，经动员以协助巡捕外，倘遇有外来侵袭之危险，并随时协同各国所供备至海陆军队，切实分任所定之防卫公共租界办法。”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万国商团的全团动员出防活动有26次之多，先后包括泥城之战、太平天国运动、天津教案、四明公所事件、江南教案、甲午中日战争、1896年暴动、小车夫抗捐事件、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义和团运动、日俄战争、大闹会审公廨事件、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人力车夫罢工事件、人力车夫第二次罢工事件、上海小贩暴动、上海反日风潮、江浙战争、浙奉战争、五卅运动、北伐战争、一二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周年纪念事、八一三事变、八一三事变周年纪念事。

　　万国商团全团动员并非只有出防真刀真枪这一种情况，更多的是武力炫耀，包括下述这两种情形：

　　一是所谓游行阅兵，即在上海外国租界遇有庆典时，动员全团或部分相关连队全副武装，集结助兴，炫耀武力。仅就游行阅兵来讲，又分为下述几类：一是重大节日，如万国商团建军周年纪念、公共租界成立周年纪念等；二为欢迎世界名人来沪，如1890年英皇第三子康脑脱公爵(Connaught)、1922年法军总司令霞飞(Joseph Jacques Cesaire Joffre)等；三是其他重大之情况，如1918年庆祝协约国集团赢得“公理”胜利；

　　二是年度校阅，此为工部局邀英国战争部（WarOffice）配合，指派军官对万国商团各个连队实行的年度定期检阅，借此时机以检验和炫耀战力。年度校阅是全年人员训练、装备保养之总检验。内容包括各兵科之武器操作、战斗教练、基本教练、实弹射击、装备检查、宿营及演习等，最后则以大阅兵，检验商团之士气与纪律为结束。阅兵时各国文武官吏（领事、海陆军司令），中国官方代表（一般为上海地区的最高长官，如晚清时的道台、民国时的市长），工部局总董等人高坐贵宾台，各国商团部队，以分列式通过阅兵台，这个景象无疑是“武力是外人统治华人之根据”一语有力之诠释。

　　上海“市民”选择加入万国商团的原因有很多，不一而论，也许只是为了着一套绚丽夺目的军装；也许是受了英国女王的感召和国家的鼓舞。切不可忽视的是，万国商团本身也提供了多类别、多层面社会交往的可能。

　　首先是丰富多彩的俱乐部生活。俱乐部是上海外侨社交生活的中心场所。万国商团不仅拥有自己的俱乐部：义勇总会（Volunteer Club），其中包括撞球室、演讲室和阅览室，还拥有一座操练厅（DrillHall）；团员往往还是其他沪上俱乐部，如上海总会、美国总会、德国总会等的常客。俱乐部、操练厅中各类的社交活动很多，如餐会、舞会、表演会、演讲会等。

　　其次是运动竞技。英国人热爱运动，上海公共租界则是一个英国氛围极为浓厚的区域。万国商团下属各队都自设有运动队伍，从事射击、骑马、赛艇、打猎、田径赛、越野竞走以及球类活动：板球、足球、马球、英式橄榄球、棒球、高尔夫球、回力球等。万国商团对各类运动竞技活动来者不拒，皆乐于参与、倡导。几乎每一种单项运动，万国商团都有高水准的运动队成立，不仅与上海，乃至中国其他租界城市的运动队比赛，甚至会远渡重洋与远东其他英属殖民地，如新加坡、香港、槟榔屿等地的运动队举行“港际”比赛（theInter-port Competition）。最为著名的港际比赛是香港、上海、新加坡之间轮流主办的“赛枪会”和“板球赛”。

　　最后日常训练亦可视为社会活动之一种。训练季节一般从每年9月开始，当年12月结束。各队通常在虹口公园附近的靶子场商团常设营地进行周末训练，主要内容有分队游行、射击、动员训练、露营、野战及“防暴”等，去营地的团员每天可获得伙食补贴。10月份，商团军官、军士还要在英军军官的指导下进行特别训练。

　　上海万国商团的独特之处

　　上海之所以能成立万国商团，是受到来自英国商团运动（British Volunteer Movement）的强烈影响，亦可谓脱胎于此。英国商团运动开始于1794年，最初是因为英国短于兵力应对法国大革命，尤其是后来的拿破仑战争的危局。后来随着大英帝国的殖民统辖版图不断扩大，可供支配的军力愈发紧张，而商团组织的存在，填补了这一力量空白，有效地维护了“日不落帝国”的统治。南非、印度的孟买和加尔各答、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槟榔屿，几乎英人聚集地都有商团的存在。但不同于其他中国通商口岸、英属殖民地的商团，上海的万国商团有许多独特之处：

　　首先是与生俱来的国际化色彩。万国商团的国际化缘于上海两大外国租界的国际化。1843年上海登记在案的外国人为26人，到1942年寓沪外侨达到高峰，为150931人。上海外侨国籍，最多的时候达58个。万国商团自诞生伊始因美国的参与，即非一国组织，发展过程中日趋国际化，这在其他商团中是绝少见到的。包括中国人在内，寓沪之人的利益需求，不同程度反映在万国商团的建置当中。除了英格兰人外，侨民较多、沪上实力较强的民族，会以民族属性在万国商团中建立连队，这其中包括：德国队、葡萄牙队、中华队、日本队、苏格兰队、美国队、白俄团、犹太队、菲律宾队、意大利队；而侨民较少、实力不济的沪上侨民往往选择以个人身份加入万国商团由英国人主导的连队中，如捷克、丹麦、瑞士、伊朗、埃及、智利等国的侨民。万国商团先后共计27支分队，成员至20多个民族国家，犹如联合国军队在近代上海的集结，“万国”冠之，名副其实。

　　其次是潜移默化的本土化变形。万国商团虽脱胎于西方，却在近代中国特定的国内和国际环境的错综复杂的交互作用中，出现了许多本土化的变形。以白俄团为例，1927年1月27日。当时北伐军逼近上海，引起租界当局的极大恐慌，工部局决定收编因十月革命困居吴淞口俄国军舰上的远东哥萨克，组建俄国队。1932年2月，万国商团俄国常备连和义勇队合并组成C大队，即俄国联队。早期的俄国队采用旧俄军队的教练法，并遵循旧俄军队的条例，工部局还特许俄国队使用旧俄军队的军旗作为队旗。万国商团的白俄团不仅是一支正规军队，还是一支常备军队，由工部局所收纳之捐税支付薪俸，该队成员军事素养明显高于其他各队，此后成为万国商团的主力部队。这一举动完全改变了万国商团的性质，是对中国主权的更大破坏和侵犯，其他各“业余性质”连队普遍衰落，工部局真正拥有了一支正规常备军，上海公共租界俨然已经成为一个小国。

　　已有著述论及中国各地之华人商团多受革命史观的影响，“所以不少人在较长的时期一直误以为近代中国的商团是一支反革命武装，没有什么积极影响可言”。相较之下，上海的万国商团自始至终以外国租界的利益为最终利益，对外出防，对内弹压，更是租界为“国中之国”的重要保障和帝国主义武力侵华的有力工具和明确标记，自不待言。然而历史往往不会如此简单，单一面向的评价标准很难获得准确而全面的历史认知。

　　近代中国自承平至乱世，大地上遍布烽火、到处战争。中国许多城市不得不面对一次次的战争摧残，有时这种破坏甚至是毁灭性的。相较之下，上海在近代百年中可谓是一座安全的“孤岛”，每一次城市的爆炸性发展几乎都伴随着中国其他地区的战乱，概莫能外。在近代中国连绵不断的内忧外患、天灾人祸中，上海“安全”重要性尤为凸显。各种人才向这里涌来，无数游资在这里集中。安全是上海之所以能够成为上海的根本前提和保证。众所周知，上海的外国租界不是殖民地，没有单独哪一支外国军队或是中国军队的长期驻扎，那么到底是什么力量保证了上海租界的安全？对万国商团的探究有助于我们理解近代上海得以脱颖而出、一枝独秀的更为深层的历史成因。

　　不仅如此，受万国商团的影响，辛亥革命前后，先是上海南市、闸北，继而广州、汉口、苏州、无锡、宁波等全国各地，中国商人群体受其启发，先后成立类似商团组织。传统中国历来以商为四民之末，商人较之士、农、工三个阶层地位要低，少有商人自发组织，更无商人武装。此时中国商人能够拥有自己独立的武装力量，借以保护自己的切身经济利益，并代表商人参与一些重大的政治运动，这对中国的商人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变化。这些中国各地遍布的商团组织也进一步对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万国商团与中国各地本土商团进行比较研究，也应该是今后改进研究方式，促使商团研究进一步拓展，取得更多新成果的一种重要途径。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