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钟捷 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副系主任、历史教育比较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从事德国史、公众史学的教学和研究。

　　在国内外专业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著有《德国1920年发生史》（2008）、《寻找黄金分割点：联邦德国社会伙伴关系研究》（2010）和《德国简史》（2012），译有《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2007、2013）和《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2012）。

　　核心观点

　　1928年发生在魏玛德国的“历史通俗文学之争”是一场典型的公众史学争议。它源于深刻的社会转型、极为紧迫的学科危机和历史传记作家们的强大挑战。它以特有的争议文化反映了20世纪德国公众史学争议中的延续性特征。

　　1928年，一本50多页的小册子《历史通俗文学：一份批判性文献报告》（Historische Belletristik:Einkritischer Literaturbericht）进入德国书市。它是由当时被视作学界顶尖杂志之一《历史杂志》（Historische Zeitschrift）所推出的，作者是6位职业历史学家，他们批判的对象是4位流行历史传记作家的7部作品。根据1931年《大布洛克豪斯百科全书》（Dergro覻eBrockhaus）的界定，“历史通俗文学”指的就是“历史传记”：“它不要求严格的学术特征，其影响主要运用艺术性的手段和精神方面的描述，时常带有一种强烈的个人或政治世界观倾向……在德国，世界大战后，取得巨大成功的历史通俗文学和历史专业学术之间便形成了尖锐的对抗。”

　　显然，从今天的视角来看，这场“历史通俗文学之争”实质上就是专业史学与公众史学的一次对垒。在20世纪的德国社会文化史中，此类公众史学争议并不罕见，而且每次公众史学争议都成为超越学术之外的社会事件，与历史行动者、史学的自我认知、一个社会及其所处时代的精神氛围都结成了千丝万缕的纠结关系。不过，每一个时代的争议文化既有其特性，又会为后世留下某种范式。我们提出的问题是：以1928年“历史通俗文学之争”为代表的魏玛德国公众史学争议，体现出怎样一种争议文化？它留下了哪些具有延续性和普遍意义的特征？

　　转型中的德国社会与“历史主义的危机”

　　任何一场公众史学争议都是在经历了一段酝酿期后到达临界点的。不过，与后世相比，1928年的“历史通俗文学之争”源于更为深刻的社会转型、更为紧迫的学科危机和更为强势的挑战者所产生的巨大浪潮。

　　从帝国后期开始，德国社会日益陷入到所谓“现代性”的内在冲突中：即一方面，社会财富不断增长，民主意识逐步提高；另一方面，社会裂化日趋明显，恐慌心理流行于世。这是1918年后“历史热”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人们希望从历史中继续找到对当下和未来的指引。然而，职业历史学家不仅不愿、也无力承担起满足人们心理需求的重大职责。在他们中间，把历史研究与普鲁士-德意志道路的政治合法性扭结在一起的“普鲁士学派”，仍然把持着历史学教席。被誉为“历史主义最后一位大师”的弗里德里希·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1862-1954）也掌控着《历史杂志》这一重要阵地，从而可以把不同政治立场者排斥在历史专业圈之外。

　　与此同时，一场“历史主义的危机”已经出现。在历史研究者的资格、科学考证的方法、历史解释的原则和史学研究的功效方面，都出现了反对历史主义的迹象。

　　首先，批判性知识界出现了重大的结构性变化。一方面，随着受过高等教育者的人数增多，未能进入学界的人大量投入到公共历史创作中；另一方面，社会的持续裂化形成了丰富的政治光谱，极端右翼、温和右翼、理性共和派、自由派、左翼自由派和极端民主派等阵营各自找到了不同的发言渠道。

　　其次，历史学研究对象产生争议。从解放战争到俾斯麦时代的普鲁士统一进程是职业史学家所热衷的话题，因为它们契合了普鲁士-德意志道路的合法性论证需求。相反，左翼历史学家们却对革命、战败与和约这些“半政治化的”问题感兴趣。

　　再次，传统的历史学解释似乎已达到极限。在面对无所不在的恐慌心理时，学院派历史学家仍然延续旧有的思路，既拒绝讨论战败与民主等现实问题，又不愿意吸收陆续出现的新科学（如演化论、精神分析）。其结果让自己失去了读者，并进而导致了历史主义的解释模式受到质疑。所以一本30年代初的论著直截了当地写道：“历史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对于客观性历史观察的信仰业已得到克服；此前被视作主观性的、建构性的、哲学性的、艺术性的、宗教性的、几乎被排斥在外的评价，得到了重视。”

　　最后，历史功用的争论日趋尖锐。大部分职业历史学家的自我意识与帝国的国家结构是扭结在一起的。而在共和国中，他们受到了严重打击，因而痛恨当下转型，视之为“毫无规律的、缺乏联系的和狂妄无耻的”。一言以蔽之，他们感到它是‘非历史的’，而他们的心却属于那种相互联系的、虔诚的历史性的过去。”相反，左翼史学家却宣扬“睁开双眼，观察世界”，甚至表现出“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倾向”。

　　在这种历史主义的危机中，职业历史学家的优势不复存在，而公众史学家却找到了渗入读者的机会。不过，战前的公众史学家也在潜意识中接受了“历史主义”的标准，因而一度与职业历史学家相安无事。

　　然而，魏玛公众史学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以左翼传记作家为载体的，其社会影响力、创作理念、历史观和政治立场都对历史主义学派形成了本质性的挑战。以艾米尔·路德维希（EmilLudwig，1881-1948）为例，这位“魏玛共和国（时代）在国际上最有影响力的德语作家”，其作品被翻译为25种语言，总销售量在130万册以上，超过了获得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历史主义”是支持传记类型的。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1834-1896）便曾强调“人物决定历史”。20-30年代还是德国历史上传记风潮涌现的时期，在1918-1936年间，曾有500本以上的传记付梓出版。但是问题在于左翼传记作家的作品不仅更为成功，而且还让“普鲁士学派”感到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冲击”。

　　路德维希这位头号公众史学家拥有着自成一体的传记创作理念。他提倡运用档案，结合心理分析方法，让所有伟人“就像站在街上的那个人一样”，而不是“奥林匹亚上的半神”。正因如此，20年代末，文学评论界认为，他是“新传记”类型的代表之一。

　　在此基础上，路德维希对专业历史学提出了挑战。其一，他强调，历史就是“人的讲述”，他虽然没有学过历史学，但也是“人”，所以有权利“讲述故事”。其二，他认为，传记的重要部分是生命本身，而不仅仅是知识。他甚至相信，艺术家是通过知识的魔法，作为上帝之手来看待历史资料的。其三，他讨论了史学与诗学的亲近，提倡用“直觉描述”（即“前感”）来驾驭历史。其四，他极为重视历史的功效，主张历史著作应该让孩子们拥有精神的熏陶，思考发明家和思想家，把置人于死地的将军和救人的医生进行对比。如若我们把这些诉求与前述提到的历史主义危机的四点特征结合起来，便会发现，路德维希恰恰点中了当时职业历史学家的死穴。不仅如此，路德维希还颇为高调地立足于共和国的立场中。战争结束后，路德维希便以和平主义的姿态出现。他不断积极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宣扬欧洲精神，而且还鼓励其他公众史学家用自己的影响力来支持共和国。

　　总之，人们在社会转型中的焦虑心理，未能从处于危机中的“历史主义”那里获得纾解。左翼传记作家们则高调地试图为彷徨者指明出路。这种针尖麦芒式的对立始终在寻找爆发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