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的建议

　　1、以资源环境承载力定位区域发展方向与规模，加强大气污染“源头控制”。

　　根据资源环境承载力确定京津冀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生态保护红线，以此作为引导区域及城市发展、功能布局的基础，为区域总体规划的编制提供约束性指标和服务，从区域层面统筹资源优化配置及产业发展模式。以环境质量达标为抓手，切实加强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的“源头控制”，构建区域防控体系。

　　2、将污染减排与环境质量挂钩，切实推进目标容量总量控制。

　　将污染减排与环境质量达标挂钩，实现指令性总量控制向目标容量总量控制的转型。推进大气污染物总量控制的科学化、精细化、定量化。根据环境空气质量达标的要求，以大气环境容量指导能源结构和产业发展模式调整，优化能源结构，实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合理利用和高效配置天然气资源。产业发展的规模和环境准入条件必须满足环境容量的要求。

　　3、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大力发展城市公共交通。

　　高标准、高水平进行城市总体规划和交通规划，科学布局城市功能区，均衡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有效降低不必要的交通需求。大力发展城市公共交通，切实提高公共交通出行比例，加强慢行交通建设。下更大决心控制机动车保有量的增长速度，对机动车保有量进行总量控制。

　　4、提高城市环境管理水平，保证扬尘污染防治措施的有效落实。

　　我国城市扬尘污染严重，对环境空气中的PM2.5污染有重要贡献。城市扬尘对北方城市环境空气PM2.5的贡献平均在30%左右，南方城市一般在20%左右。在可预见的未来，扬尘污染防治任务艰巨。

　　根据目前城市扬尘防控存在的问题，今后应严格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行业标准《防治城市扬尘污染技术规范》（HJ/T 393-2007）及地方扬尘污染防治有关文件的要求，进一步完善扬尘污染防治相关的监督保障机制，保证城市扬尘污染防治措施及方案的有效落实。

　　5、一次及二次污染控制并重，多污染物协同控制。

　　推进一次污染排放控制的同时，加强二次污染形成机制的研究，将形成二次污染的气态前体物，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VOCs和臭氧等纳入目标容量总量控制。建立引导产业良性发展、满足环境质量达标需求的协同控制对策。

　　京津协同发展要做好三个结合

　　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刘刚

　　如何做好京津协同发展这篇大文章，关键是从新的发展阶段京津协同发展的基本内涵出发，做好三个结合。第一是要把北京非首都功能的转移和扩散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相结合；第二是要把京津协同发展与对外开放门户和东北亚经济协作平台建设相结合。第三是把京津协同发展与最富活力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建设相结合。

　　为了推进京津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天津市近期需要加快实施的重点工作包括：

　　第一，空间载体建设。

　　针对可能转移和扩散的总部经济、金融和科技研发服务产业，加快对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滨海科技城、津南科学城、武清新城和南站科技商务服务区的规划和建设。

　　随着京津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和科技创新资源的聚集，为了获取邻近科技创新资源富集区和市场的优势，天津将成为国际和国内企业总部和研发基地的首选区域。与生产和制造活动不同，研发设计活动需要的是创新创业环境。在城市功能建设上，天津必须适应这一新的发展需求。在加快推进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和滨海科技城建设的同时，利用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新校区建设的机遇，加快推动津南科学城的规划和建设，成为包括北京在内的国内外教育和科技研发的聚集区。与科学城相比较，滨海科技城偏重于企业研发中心的进驻，主要功能定位是研发转化基地。因为邻近高新区、天津第一和第二高教区和西青开发区，南站科技商务服务中心区的规划和建设的目的，是充分利用链接京津冀和长三角二大经济区的交通区位优势，重点发展总部经济和科技研发服务业。同时，依托京津塘干线上的交通区位优势，加快武清新城规划和建设的步伐，集中发展包括电子商务、现代物流和科技研发服务产业。

　　在新的城市空间规划和建设中，尤其是在郊区和区县的发展中，不宜再选择工业园区的发展思路，而应当选择科技、生态和文化新城的发展思路。尤其是在软环境建设上，应当形成优于中心城区的商务环境和文化氛围。

　　第二，以创新创业环境的构建为重心，加快最富活力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建设。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和政府发挥积极作用。在新的时期，经济活动中最重要的资源不再是一般的要素、资源和劳动力，而是以包括创业者、技术和知识在内的科技创新资源。从国际和国内发展的经验看，创新创业环境的构建是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所需要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其中，作为创新和创业活动主导者的企业家是创新经济中最为活跃的因素。因为不确定性是科技创新及其产业化过程中基本特征，而把握和化解不确定性而创造财富是企业的基本职能。在企业家创新创业活动的推动下，产业结构的调整表现为现有产业的高端化、优势产业的发展和新兴产业的启动。因而，资源向企业家，向优势企业和产业配置是市场配置的关键领域。在创新创业环境的构建，政府更多地表现为充分尊重市场选择和增进市场机制的功能和作用。

　　从当前的实际看，放松管制是激发创新创业活力的重要机制。从政府的角度看，放松管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简化和取消不必要的行政审批程序；二是加快包括新产品、新技术和新兴产业在内的代表未来发展的新生事物合法化进程。从新生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出发制定管制和管理方案，而不是简单地拿现有的管制和管理方法对新生事物实施管卡压。

　　第三，加快天津国有经济的改革步伐。

　　从国内先进地区的经验看，国有经济，尤其是在竞争性领域的国有经济是抑制竞争和使市场活力难以充分发挥的重要因素。在现有利益格局的影响下，在竞争性领域发展国有经济已经成为政府干预市场最严重的领域。改革国有企业，尤其是撤销带有强烈行政色彩的国有集团公司，是天津构建最富活力市场经济机制和构建创新创业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准确分析和把握天津现有企业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和重点领域。

　　通过有针对性的北京科技创新资源的引进和创新服务平台的建设，实现产学研相互融合，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

　　第五，加快天津社会服务市场的开放，引进优质资源，实现经济与社会发展相互协调。

　　从先进地区发展的实践经验看，包括教育、医疗、文化和体育事业在内的社会事业的发展构成了高端人才和科技创新资源引进的环境。为了应对天津城市大发展可能出现的社会服务资源约束，需要通过新的管理体制的建设，对优质社会服务资源实施市场开放战略，真正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良性互动。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机遇

　　环渤海经济研究会副理事长

　　研究员 刘东涛

　　习近平总书记就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亲自主持座谈会，从国家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对统一认识、顶层设计，协同推进、产业对接、优化布局、生态环境、交通网络、市场体系、体制机制等方面，发表了重要的意见，为京津冀更加科学持续协调发展指明了方向。由国家最高领导人主持会议，专门研究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将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提到了国家战略最高层面，在新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是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一个重大突破。

　　从概念上看，协同发展与协调发展、合作发展是有区别的。协调发展强调发展客体和发展过程的协调性，合作发展强调的是合作双方就具体领域、具体项目合作；而协同发展更加强调多方发展主体行为的协同性、顶层设计的协同性、体制机制的协同性，就像一个钟表，所有的齿轮、发条都相互咬在一起协调运转。具体地说，京津冀各方都要“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势，抱成团朝着顶层设计的目标一起做”，形成合力，真正形成协同联动发展的机制。

　　京津冀地区是我国首都所在地，是全国重要工业基地，重要港口群、城市群集中地，在国民经济和国家政治稳定中有着特殊重要的战略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城乡面貌发生巨变，近年来在合作发展方面已迈出可喜步伐。但是，由于十分复杂的原因，尚不尽如人意，其发展理念、发展活力以及市场化进程，尤其是发展的协调性和对中西部地区的带动力方面，还落后于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发展中相互掣肘、市场壁垒、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环境恶化的矛盾突出。这种状况严重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要本着基础设施相联相通、产业发展互补互促、资源要素对接对流、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生态环境联防联控的原则，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多层并举。要积极倡导、推动国家和区域各方，共同加快构建和完善覆盖京津冀的现代化大交通网络，加快形成贯通东西、连接南北的铁路运输动脉和高效的港口集疏运体系，提高区域内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增强天津港为京冀和广大中西部腹地的服务能力。继续规划建设延伸城际间快速铁路、地铁、高速公路网，增强区域内城市间通勤能力，加快京津冀一体化进程；要依托天津的产业综合配套、商务功能区和基础设施优势，加快完善软件服务功能，借北京向外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机遇，主动搞好产业对接，接纳其一部分高端制造业、物流业、会展创意设计等产业入驻滨海新区。特别是积极吸引首都有关部委、央企、集团、总会等机构入驻小白楼、于家堡、响螺湾等中心商务区；利用河北省土地资源丰富、地价低的优势，积极推进天津金融、保险、基金、融资租赁机构和有实力的工商企业、集团到河北省寻求发展；组织推进各区县、各行业、大院大所与京冀各市、区、县建立友好区县及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要加强与京冀间干部、人才的相互交流，扩大互派干部挂职范围和领域；加强京津冀环境保护领域合作，推进污染、雾霾、灾害、食品安全等方面联防联控；要充分发挥东疆保税港区、天津港保税港区、空港物流经济区的优势，加快建设投资与贸易便利化示范区，继续向国家争取自由贸易港区的政策；积极推进市场化改革，继续清理和废止那些阻止要素自由流动的行政性文件法规，消除行政壁垒，降低行政成本，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充分发挥科研机构、中介组织的作用，推进和支持这些机构加强与京冀地区相关机构的合作交流，就协同发展中的重大课题合作开展调查研究，联合举办交流研讨，积极参与规划的编制。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必然要求国家层面有一个超越于京津冀各方利益的协调机构，统一领导搞好顶层设计，统筹组织规划的编制，制定促进协同发展、科学发展的政策，协调发展中的矛盾和重大问题，检查评价协同发展的绩效。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各方应积极促进这一机构和机制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