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友

　　十八大以来，中央以作风建设开局起步，出台八项规定，铁腕正风肃纪，狠刹“四风”，各地各部门积极响应、坚决贯彻，自上而下涤荡人心，党风政风为之一新，赢得社会广泛赞誉。推动党风政风持续好转，进一步树立和践行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追求，我们应注意克服当前作风建设过程中轻重失调的不良倾向。　　

　　履行职责重督查轻示范。当前一些地方在作风建设过程中把纪律规章当成“手电筒”，握在手中，只对别人提要求、下禁令，明察暗访，作风督查，专盯在基层单位和普通党员干部身上，没有把自己摆进去，做局中人和带头人，没有坚持立言与立行的统一，自觉用更高的标准衡量自己，更严的要求规范自己。从中央纪委通报的作风典型问题中可以看出，一些领导干部身上作风问题不少也不小。作风建设没有真空地带，领导机关不是天然保险箱，领导干部不具有天然免疫力。落实八项规定精神，必须从领导干部抓起，必须从监督执行者做起。说一千道一万，没有上示范，作用就有限，领导不带头，作风难持久。　

　　制度设计重“名气”轻“地气”。作风建设离不开建章立制，但一些地方为提高知名度，盲目追求吸人眼球的制度内容，花架子多，沽名钓誉的虚招多，甚而不顾实际，层层加码，越到基层标准越高，规定越严，走向另一个极端。上级提倡开短会，但不是会议开得越短越好，而是要更加注重会议质量。上级提倡说短话，也不是话讲得越短越好，而是要减少空话套话。上级倡导减少陪同、简化接待，不是取消正常的工作接洽，而是要防止铺张浪费、遏制奢侈之风。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既要态度十分明确，落实不打折扣，也要按照中央要求，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真正使转作风的各项制度接地气，让人易于接受，甘于坚守。　　

　　问责处理重权力轻制度。对违反作风建设相关规定的人进行处理是必须的，处理从严也是应该的。但一些地方对干部违反作风禁令的处理还缺少完整、可行的制度链条和工作程序，往往视涉事人员身份、关注程度、影响大小、后果性质因人而异、因时而异，择机而为，具有一定的选择性、偶发性和简单化、情绪化倾向，表现出“权力问责”、“风暴问责”特征。被处理者常怪自己“点背”，撞到“枪口”上，而心有不甘；未被处理的则心存侥幸，不以为然。问责处理要让当事人口服心服，要对其他人起到警示和震慑作用，就必须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明确责任主体，科学细化处理内容，规范处理程序，坚持问责处理的制度化、常态化，使问责处理成为一种规范性、持续性的常态工作机制。　

　　贯彻落实重问责轻问效。作风问责，善政之要；问责从严，执纪关键。但问责不是作风建设目的和终止符，通报的数据也不是作风建设成效的“显示屏”。即便问责处理人员再多，如果“山还是那座山，梁还是那道梁”，或者门好进、脸好看、话好听了，但事却仍不好办，或者不真办，问题被拖了下来、群众被推了出去，这样的问责又有多大实际意义？相比不摆鲜花不上烟酒，百姓更关心省下的钱是否花在刀刃上；相比干部提前签到、开会迟到被免职，群众更盼望服务提质、效率提升。作风建设发力在干部，落脚在群众，核心是增进同群众的感情，关键是解决民生的难题。改进作风不仅要问责动真格，更应在为老百姓办实事解难题上见真章，只有把精力放在解决群众实际问题上，改进作风才能改到百姓心坎上，才能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作者单位：湖南省吉首市纪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