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 何香久

　　开始深入地了解农民工这个群体的文化生态，是2012年下半年，因为写作一部关于农民工的长篇纪实文学《他们的流年》，我采访过很多来自全国各地农民工。为了了解他们真实的生存状态，我以寻找打工的侄子为由，进入他们的群体，在建筑工地的工棚里跟他们一起喝冷水、啃馒头。在一座立交桥桥洞里，和他们中的一些人挤在一起裹着大衣、塑料布过夜。第一夜双腿抽筋，疼得站不起来。第二天一个安徽民工马建民告诉我一个御寒“绝招”，用塑料布把大衣和被子裹在一起，最能挡风。他们告诉我，就在不远处即有一家地下室旅店，住一夜的费用40元左右。但他们住不起，如再加上每天吃馒头、榨菜的钱，工资所剩无几。所以他们宁可选择露宿，被人赶来赶去。他们要攒下钱来，回到老家盖房子、给儿子娶媳妇。

　　我知道，采访他们时不能带采访本、录音笔，你一拿架式他什么都不会讲。但一旦真正融入他们，他们是不设防的，心就挂在胸膛外边。一位57岁的安徽阜阳籍老民工并不以住在立交桥下为苦，他说早年在深圳时还曾在树上住过，“差点就变回猴子去了。”他的话语轻松，我的心上却压了石头一样沉重。2013年我向全国政协第十二届一次会议提交的提案，便是《让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这个提案曾得到广泛的关注。从此，这个课题成了我的一个“心结”，再也放不下了。

　　聊到他们的业余生活，大多数农民工只是“睡觉”“闲聊”“玩手机”，或者喝喝酒、逛逛街、打打麻将。在接受我采访的农民工中，几近一半的人没有一本书，湖北青年农民工小窦拿出他惟一的一本“书”，没有封面，书页几乎掉了一半，仔细辨认，是一册陈年的《读者》。果然，这个小伙子说，这本“书”是他一个工友留给他的，他带在身边3年了。很多农民工一二十年没有看过一场电影，一位当了工段长的来自江苏的农民工老单，说他五六年来看了2场电影：“票价贵，看电影又不好一个人去，叫上两三个工友，光是票价就大几百块钱，几天血汗钱没了。”多数农民工没有观看文艺演出和欣赏艺术展示的机会。还有很多民工因为居住条件所限，连电视也看不到。最奢侈的是能看到街头大屏幕电视播出的新闻，或用手机上上网。有些人甚至打架、赌博、涉黄。内蒙古赤峰民工老张多次参加博物馆、图书馆、剧院等文化设施的建设，但他说：“这些东西盖完了和我们就没关系了。离我们太远了，那是人家的嘛，（和我们）不相干。”

　　受收入和时间的制约，农民工的文化消费只能选择低端或无偿的文化产品。抽样显示，农民工每月文化消费在11元至30元的占32.5％，31元至50元的占25％。相对每月2609元的平均收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数字），农民工达到此标准的人数最高只占2％。以“80后”“90后”为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的要求高，已完全不同于他们的父辈。他们对城市的认同超过了对农村的认同，对文化生活表现出“高渴求”。进城之前，他们基本完成了农村文化的社会化；进城以后，他们面临着城市文化的再社会化这一核心问题。城市文化的开放性、多元性与乡村文化的封闭性、保守性形成鲜明的文化差异，并因此产生了深层的文化冲突，这使他们无法融入和适应城市的文化生活。这种深层的文化冲突，让新生代农民工成为文化的边缘人。

　　文化，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桥梁。农民工的文化需求，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文化权利的基本诉求，也是一种基于生理和安全需求之上的较高层次的需要。农民工文化生活的缺失，不仅仅是一个农村的社会问题，说到底，它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城市社会问题。近年来各级政府不断加大对农村文化服务的投入，仅是国家财政投放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的专项资金，就有700多亿。由国家发改委牵头会同有关部门研究编制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提出，争取到2020年基本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其中，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是重要组成部分。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所带来的文化红利，农民工理应成为切实的受益者和被关注的主体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