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道（精神）和器（具体学科建设）两个方面进行革新，中国高等教育才能后来居上，提升自己在全球坐标系中的位置。

　　随着经济的崛起，中国迅速进入国际舞台的中心地带。从上个世纪的拿来主义到文化输出，由海外留学热到招收国际生源，我们的角色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正是在这个背景下，高等院校如何参与全球性竞争这个问题才凸显出来。

　　恰如经济领域一样，全球高等教育市场竞争十分激烈，业已到了白热化的程度。随着后工业时代的到来，发达国家纷纷转型，越来越重视知识经济，教育产业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国际留学市场上出现了群雄争强的局面。除了美国和欧洲等老牌强势主体外，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家也迅速崛起，韩国和俄罗斯等也不甘落伍。它们纷纷采取多元政策，力图在全球留学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高等教育要扩大全球性市场份额，必须采用更富智慧的博弈策略。

　　首先，应该正确地标绘全球高等教育版图，弄清楚我们在其中的位置。现代化运动始于西方，当下的主流高等教育体制源于欧洲，但两次世界大战又使美国成为重要的中心。相比之下，中国是后来者，迟至19世纪末期才建立起现代大学制度。与具有数百年的西方大学相比，我们的高校不但是后来者，而且走过了曲折的道路：20世纪上半叶绵延不绝的战争和下半叶的政策失误，形成了一个负面的因果链条，耽搁了大好的发展契机。到70年代末重启开放之门后，中国高校主要扮演着学生的角色：一方面，邀请西方大学人前来指导和传授，另一方面，派出大量学生到欧美求学。虽然时间已经过了三十多年，但积累期还显得短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从接受到输出，由学生升格为老师，就必须正确地评估自己的水准，明白自己的长处和短板。

　　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高校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12年，中国接收的外国留学生人数达到32.8万人，已成为继美国和英国之后的世界第三大留学生接收国，远超邻国印度。这固然可喜可贺，但仔细揣摩其中的数据，我们就会发现存在的问题：由于历史性的因缘际会，外国留学者到中国的主要目的是学习汉语和传统文化，高校吸引外国留学生时也主打汉语牌（如宣传汉语的魅力、举办汉语大赛、颁发汉语等级证书等）。我们的优势学科不但单一，而且过于依赖传统文化资源。这极大地限制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程度。要改变这个局面，就必须创新。你有可学之处，别人才会来学，否则，再多的理想主义情怀也于事无补。在这方面，部分高校所做出的努力让我们看到了希望。2014年，复旦大学在新闻传播学、法学、临床医学等方面的招生数量已经与汉语言文学持平。按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中国大学的吸引力自然会增加。

　　其次，中国高等教育还要注意精神层面的革新。他邦之人到华夏大地求学，除了知识层面上的追求，还欣慰获得精神上的共鸣。现代大学之大在于其世界性，在文艺复兴以后，西方逐渐形成了以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学术自治（academic autonomy）、学术中立（academic neutrality）为核心的大学精神。相比之下，我们的不少高校尚未在精神层面国际化，还存在官本位、中心化、学术腐败、创新能力孱弱在内的诸多问题。受此前世界观的影响，我们更强调大学精神的特殊性。这与我们扩展高等教育国际市场的目标不无冲突。它延续了教育理念上的差异乃至隔阂，客观削弱了我们的国际竞争力。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在道（精神）和器（具体学科建设）两个方面进行革新，中国高等教育才能后来居上，提升自己在全球坐标系中的位置。

　　（作者系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