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童天真无邪，成人面现愁容，躲避着记者的镜头，但这里并非死水一潭，“香榭丽舍大街”上人来人往

　　中午时分，我们进入难民居住区。难民区的帐篷排列有序，每顶帐篷之间距离统一，居住区内沙石土路四通八达，许多小孩在路面上踢球玩耍，青年人则三五成群在一起闲聊。妇女一般不走出帐篷，见到陌生人来了，她们就掀开门帘往外看看，性格开朗、胆子大一点的就走出帐篷，抱着小孩，面露微笑，但一见到记者端起相机，她们不是抬起手遮住脸部，就是将头扭向一侧。

　　小孩子倒是不分男女，隔很远就冲着记者大喊：“萨瓦尔尼，萨瓦尔尼！”意思是：“给我照相吧，给我照相吧！”并摆出各种姿态，十分可爱。照完相，他们还要凑到相机小屏幕前看看自己的形象如何。记者望着这些天真无邪的小孩，不禁悲从中来：他们是叙利亚内战的最大受害者，现在“少年不识愁滋味”，和那些躲避镜头的成年人形成鲜明对比。

　　有许多小孩到供水站接水。有的推着独轮车，车上放着三四只塑料桶；没有独轮车的，就肩扛手提——这样繁重的劳动，大大超过了他们的体力所能承受的程度。

　　也许出于自尊，一些成年难民不愿接受采访，也不许拍照，更不让记者走进他们的帐篷。但多数难民的态度是开放的，希望把他们的遭遇报道出去，以引起外界对他们的重视。一位名叫伊卜拉欣的老年难民在打水途中遇见我们，主动邀请我们走进他的帐篷，并端出他们一家8口人的午饭——一盆面片和一盆玉米糊给我们看。

　　尽管条件简陋，但不少难民还巧动脑筋让日子过得舒坦些。难民穆罕默德就很有办法，他以4顶帐篷一角的顶端为支点，上面撑一块面积足有20平方米的白色塑料布，下面的空间俨然成了一间大客厅，“客厅”里摆几把白色塑料椅子，四周粘几幅画，很有几分生活情趣。

　　让我们想不到的是，难民营里居然还有一条道路名叫“香榭丽舍大街”，足有两三公里长。这是难民营自发形成的“商业一条街”，两边是由木板、铁皮、帆布搭成的各种店铺和摊点，满足人们吃、穿、用基本需求的各种低档物品，都能在这条街上买到，大到煤气罐，小到针头线脑，从面包到蔬菜鲜果，应有尽有。每个难民每月能领到16第纳尔（1第纳尔约等于1.52美元）的购物券。“香榭丽舍大街”人来人往，生意兴隆，走在这条街上，你能感受到扎阿特利难民营并非死水一潭、了无生机。

　　逃难的经历令人揪心。尽管“遭了大罪”，他们依然庆幸“至少能活下来”“至少安全有保障”

　　伊玛德刚刚在难民营落脚。他今年16岁，原本在德拉郊区一所高中读书，后来学校在政府军的空袭中被摧毁。他本想坚持呆在家乡，但由于反政府武装存在，政府军轰炸不断，他不得不逃跑。没有护照，他无法通过合法途径来约旦。伊玛德是营地中众多非法入境难民中的一员，凭合法手续入境的难民大多住在城镇。

　　“我听说在叙约边境东段的沙漠，政府和反对派控制较弱，于是同几个亲友一路向东。有3天遇到好心人，搭到便车，又徒步两天，才穿过沙漠。”由于出门前带足了大饼，一路上并没有饿肚子，但是饮水少、烈日曝晒，让他们苦不堪言。5天后，他们来到一个非法口岸，那里有小型皮卡车和面包车接送难民，约叙官方均未设置通关机构，只需简单登记，他们就上了一个约旦人开的车，来到了扎阿特利。

　　马哈茂德是伊玛德的哥哥，比他早来一个月。他对记者讲述：“在德拉，政府军和反对派各占一半地盘，反对派占领了陆地，政府军占据着天空。”“那里已经瘫痪了，年轻人几乎都参加了武装组织——我曾参加了反政府武装。但我不愿杀戮，对打仗也没兴趣，所以3个月后就扔掉武器逃出来了。”现在，虽然挤住移动板房和帐篷，但一天三顿有保障，再加上没有安全隐患，马哈茂德觉得日子过得比在叙利亚要好，就告诉了远在德拉的家人，这才有了与弟弟的团聚。但兄弟俩都不想长期呆在难民营，准备喘口气后就到约旦打工挣钱，最终离开这里。马哈茂德说：“我们迟早还得自食其力。”

　　优素福住在马哈茂德家的帐篷对面，皮肤白净的他扎着一条围巾，看上去文质彬彬。他本来在德拉一所大学读经济学，但战争导致授课中断了，然而即便他能毕业，就业也是难题，所以他对现政府不满。可是他也不认为反对派获胜能给叙利亚更好的统治，于是他选择离开家人，离开他认为看不到希望的叙利亚，到约旦来闯荡。但他的准备明显不足。约旦的物价普遍是叙的两倍甚至更高，随着大量难民的涌入，工作机会越来越难找。“很快我就破产了，无路可走，只能来难民营寻求救助”。记者来到他居住的板房，里面不但有床，还有电视机。他现在的生活状态就是每天接受联合国机构救济，在难民营里闲逛，找人聊天打发时间。

　　阿布·穆罕默德是在中介的帮助下，与家人一起从边境城市纳西卜走了7个小时才到达扎阿特利的，为此他们向中介支付了6万叙利亚镑（约1300美元）。穆罕默德曾尝试从叙北部城市伊德利卜越境。政府军的轰炸让他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加上城内武装组织众多，到处是路障，他也搞不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呆了3天也未能成功。最终来到扎阿特利难民营，人身安全有了保障，还有国际组织的帮助，穆罕默德说：“至少我们能活下来。”

　　那些生活在约旦城市里的难民同样步履维艰，吃水果成了奢望。一些曾在叙避难的巴勒斯坦难民的出路更是问题

　　一些原来在叙利亚生活得不错的难民，来到约旦后选择在城市居住，但由于没有稳定收入，房租、物价昂贵，一年半载后积蓄就会花光，只能靠救助和在其他国家打工的亲戚寄钱来接济。由于没领大饼，住在难民营外的难民每月能领到24第纳尔的购物券。来自叙利亚霍姆斯市的拉哈布向记者抱怨，这点钱远不够用。

　　沙迪亚是一位7个孩子的母亲，她来自叙利亚哈马。她说：“我的丈夫是建筑工人，薪水微薄，冬天无活可干。我们住在安曼的瓦迪·赫台德区，每月仅房租就要180第纳尔，难民署的救助只能满足基本食品需求，我们还要买蔬菜，吃水果是奢望。”

　　在历次阿以战争中，约旦接纳了约300万巴勒斯坦难民，并让他们入籍成为约旦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叙危机爆发后，又有1.1万多原本在叙避难的巴难民来到约旦，由于找不到工作，他们生活艰难。一位名叫哈纳的巴勒斯坦难民说，她和家人用假叙利亚人身份证进入约旦，先在扎阿特利难民营住了两星期，后来一位加入约旦国籍的亲戚交了保证金后将他们接到扎尔卡。到约旦后，他们领过一次救济款，得到免费医疗和教育服务，哈纳的弟弟就在难民署开设的学校上课。但是他们不能对人说自己是巴勒斯坦人，否则“又会被赶回叙利亚”。

　　巴勒斯坦难民阿布·哈利德多次申请通过正常途径进入约旦，都被拒绝。“我不能坐等死亡，只好托人伪造护照。”由于没有固定收入，哈利德要想在约旦长期呆下去很难。他希望叙利亚早日停火，起码他能重返位于叙境内的德拉难民营。

　　据约旦内政部发言人扎耶德·扎阿比介绍，巴勒斯坦人的国籍复杂，入境约旦要事先申请签证，同时还要提交相关法律担保和银行担保，即使这样，也很少获得批准。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在紧急情况下，约旦对巴人发放的入境签证有效期只有3天至一周。而据约旦叙利亚难民管理处负责人瓦塔赫·霍姆迪介绍，在具体操作中，当发现持假证件的巴勒斯坦难民入境时，约旦边防军也是“睁一眼闭一眼”。

　　约旦在危机中的“缓冲阀”“减震海绵”角色不可忽视，但大量难民涌入也给约旦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约旦媒体分析人士付扎特·法里哈特对本报记者说，约旦像过去对待巴勒斯坦、伊拉克难民一样热情接纳叙利亚难民，在不干预叙内部事务前提下，为这些难民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从人口统计学角度来说，约旦总人口因叙危机一下增加25%，这意味着约旦的负担就加重了25%，这主要体现在资源方面，尤其是水资源，因为约旦是世界第四大缺水国。人口陡增带来的社会问题同样不容忽视，如带来更高的失业率，人均工资水平下降，物价不断上涨，教育、卫生、药品、基础设施等行业和领域都不堪重负，以至于约旦政府和各省都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

　　法里哈特认为，西方为中东剧变推波助澜，而约旦是减轻这股大潮危害的“缓冲阀”，西方国家理应为确保约旦安全、稳定和发展提供援助，不能在困难面前沉默寡言，坐视不管。

　　约旦前总理塞米尔·拉法伊日前就呼吁，应立即停止接收合法或非法进入约旦的叙利亚难民。他指出，由于政治解决叙危机遥遥无期，在对待叙难民问题上，约旦要有更加明确的决心和作为。而约旦政治分析人士、作家马拉旺认为，在应对叙利亚危机方面，约旦选择了明智策略。约旦大量接收叙难民，扮演了“减震海绵”的角色。他说，来约旦的叙难民许多是经济难民而非政治难民，同约旦居民关系并不融洽，但约旦政府很清楚，假如不分担叙危机的压力，叙社会完全乱套后将必然导致约旦政局动荡，极端组织随之也会渗透进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叙利亚的‘坚挺’挽救了约旦”。

　　中国驻约旦大使高育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约旦在叙利亚问题上采取的是较为明智与温和的政策，并坚持政治解决是结束叙危机的唯一途径。在叙危机发生后，约旦政府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以及沙特、伊朗等地区大国都保持了较密切的联系，并且向各方强调维护地区稳定的重要性。与叙利亚另一邻国土耳其明确支持叙反对派的立场不同，约旦官方至今从未公开表态支持或者反对巴沙尔政权，这为约旦争取更大的地区乃至国际政治空间赢得了主动。同时，约旦还加强了对约叙边境的管控，维护了自身安全，也有助于叙内部局势走向缓和。另外，约旦政府充分利用叙难民问题，向国际社会寻求援助，不仅为改善难民生存条件做出了贡献，也减轻了本国经济、民众生活压力。

　　图片说明：

　　图①：难民营里的叙利亚儿童。

　　本报记者 刘 睿摄

　　图②：难民营里的供水站。

　　本报记者 刘水明摄

　　图③：伊卜拉欣一家8口人的午饭。

　　本报记者 刘水明摄

　　图④：一位旅游警察坐在石柱上休息。

　　本报记者 焦 翔摄

　　图⑤：约旦旅游业萧条，景点游客稀少。

　　本报记者 焦 翔摄

　　版式设计：宋 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