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 慧 蒋华栋

　　目前，亚太地区的缺粮人口占全球约三分之二。各国政府和地区发展机构正积极开展对话交流，寻求保障粮食安全的新举措。近日，亚太农业与食品市场协会执行秘书长朱彦·唐特穆颂就亚太地区粮食安全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记者：长期以来，亚太各经济体致力于粮食自给自足，但目前的粮食安全形势依然严峻。您认为亚太地区粮食安全主要受到哪些因素的制约和挑战？

　　朱彦：亚太地区粮食安全面临的问题与挑战需要从整个农业产业链条角度来考虑。首先，亚太地区可耕地面积在不断减少。随着亚太地区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各经济体的土地价格随之上升，一些农民出售土地，这减少了农业用地供给量。其次，亚太地区农业用地呈碎片化分布。可耕地面积减少和人口数量的增加，加剧了农田面小块多、分布零散的状况，不利于大规模机械化生产和先进技术的推广，这就制约了粮食产量的提升。此外，部分亚太地区基础设施的落后也对粮食安全造成了挑战。亚太地区的基础设施存在着一定的国别差异。在一些地区，由于基础设施落后，物流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也受到了限制，粮食在转运环节出现的损耗和浪费现象突出。

　　记者：针对目前的挑战，亚太地区应该采取何种措施、建立何种机制来确保粮食安全？

　　朱彦：亚太各国政府普遍关注目前制约其农业发展的瓶颈因素，如基础设施投资不足、中小农户融资难等问题。针对目前存在的土地供给下降和碎片化问题，各国政府应加大农业科技的投入力度，通过提升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贡献率来促进粮食产量的提高。此外，各国政府和企业应该充分意识到双方在粮食安全问题上是有着长期共同利益的，各国政府应积极与私人部门和国际机构合作、建立公私合作机制，共同应对粮食安全面临的挑战。

　　记者：目前贸易自由化在不断深入地推进，更为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环境对于解决粮食安全问题能够发挥何种作用？

　　朱彦：国际贸易与粮食安全之间的传导机制是间接而非直接的，贸易自由化有利于解决亚太地区粮食安全问题。通过贸易自由化，各经济体能够充分发挥自身在农业生产上的比较优势，同时也能利用其他国家更富效率的人力、技术和管理资源，提高产业部门的效率。亚太国家也可以通过借鉴先进的技术、管理资源，提升自身农业部门的现代化水平，进而提升粮食产量。此外，在贸易畅通的前提下，某些国家内部粮食市场供不应求时，可从国际市场上获得所需的粮食产品。

　　记者：如何看待中国在保障地区粮食安全方面的作用？对中国在粮食安全领域的作用有何期望？

　　朱彦：中国无疑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经济体，对于保障亚太粮食安全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作为大豆及玉米、小麦等主粮的净进口国，中国人口多，经济规模庞大，在粮食贸易方面的大国效应非常显著。即使中国粮食进口出现小幅波动，也会对地区农产品市场的供需关系产生巨大压力，引发国际市场波动。因此，中国应该首先致力于提升国内粮食产量，尽可能降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

　　与此同时，中国作为部分农产品和粮食加工品的出口国，也在尽其所能地帮助亚太地区提高粮食安全水平。近年来，中国出口食品不时出现质量问题，影响了中国粮食加工品在个别亚太国家的信誉。因此，中国应该加强出口食品的安全监管，进一步树立产品信誉，从而在供给层面为亚太地区粮食安全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