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 杰

　　四年一届的世界杯又一次在狂欢尖叫中回到了巴西，足球与电影相互溢美的关系越来越值得玩味。足球电影通过对强壮健美的感性身体的意象塑造，展现训练有素的审美身体的速度和力量；在激情激烈的身体对抗中，体现人类顽强的生命意志、坚韧的拼搏精神和永不言败的梦想追求；在蕴涵着意识形态的文化语境中，构建炫美与狂欢化的身体美学和感官愉悦。

　　足球电影是关于身体、生命和人类意志的。足球电影身体形式的精神内核，以顽强求生存、奋力图发展、拼搏圆梦想的生命意识为旨归。足球电影中运动员使用身体武器体现出的自由意志，让受众在尖锐对抗的暴力视野中获得意志救赎和欲望泄放。因此，大多数足球电影的叙事母题可以明确地概括为励志主题，即对人生的不懈追求和对滋润生命的情感的渴望。

　　1981年由约翰·休斯顿导演的《胜利大逃亡》无疑是最经典的足球电影，它告诉人们具有足球天赋的穷小子的足球梦何以成真，影片具有很强的励志色彩。2006年由美国导演安迪·菲克曼导演的《足球尤物》第一次把足球和美女完美结合，一切的青春美丽、身体曲线、激情和狂欢，让无数球迷和观众痴迷沉醉、神魂颠倒。

　　另外，有关球迷的足球电影中也有让人为之动情的那一刻。《高山上的世界杯》把人物设定为一个特殊的人群——红衣喇嘛。在寺院严格的教规约束下，小喇嘛为了看球不惜违反教规越出寺院。在世俗世界和佛教净土世界，人性中共同的对足球的爱好，拉近了佛教的清规戒律与世俗世界的距离。2006年面市，获得第56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的伊朗电影《越位》，描写一群伊朗女孩为了进入德黑兰体育场观看伊朗与巴林的足球比赛，试图乔装打扮成男孩蒙混过关，结果六名女孩被警察发现而被拘捕。《越位》中限制女性观看足球比赛的性别问题，包含宗教意味和处境不平等的些许忧伤和愤懑。

　　严肃的体育竞技往往承载着沉重的民族精神和国家意识。德国哲学家冯·克劳斯威茨说过，体育是另一种方式表现的政治实践，体育电影也不可避免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带上政治的色彩。而过多的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话语，恰恰无情地削弱了足球电影应有的律动和美感。这也是很多中国足球电影如同中国足球一样，让人备感失望的原因所在。还有一部分中国足球电影失败的原因在于电影的品质，譬如中国最早的一部足球电影《校足球队》（刘琼执导，1956年），还有《两个小足球队》、《来吧，用脚说话》、《加油，中国队》等，这也是足球电影在影坛了无痕迹的重要原因所在。当然也有一些中国足球电影，应该说在艺术质量或票房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譬如《飞吧，足球》、《京都球侠》、《少林足球》、《买买提的2008》等。

　　足球电影吸引人的关键因素在于电影向我们展示的是力与美、速度与技巧的完美融合，以及一种具有尼采“酒神精神”式的迷醉与狂欢，让观众乐在其中，充分展现一种无与伦比的身体审美愉悦。尤其是一些著名球星饰演的电影，譬如影片《胜利大逃亡》以球星+影星的双重身份魅力来吸引更多的观众。所以在影坛上，由于《胜利大逃亡》汇集了众多的世界级球星而闻名世界。

　　反观中国足球电影，它在某种意义上总是和国家、民族梦想纠结在一起。编导们更愿意用足球这样一个“酒神精神”式的文化符号去表达一个高大上的“日神精神”的主题，从而让一个本应具有更多视觉冲击力的电影，去羸弱地承担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的严肃主题。这也就是像谢晋的《女足9号》和梁天的《防守反击》票房惨败的原因所在。

　　而一些彰显身体的力与美、文化娱乐与反讽的足球电影在中国却是另一番天地。周星驰的电影《少林足球》可谓是中国足球电影的一面旗帜，目前很难有人能够突破。《少林足球》把动作、功夫和足球完美地结合起来，在视觉冲击和力与美的运动中凸显足球的魅力。而一部《买买提的2008》则以后现代手法，反讽了这种高大上梦想破灭的必然和破灭的无奈，从另一种意义上解读了中国足球和足球文化的软肋所在。

　　足球电影本身就是一场仪式化的狂欢，球星的狂奔带动球迷的狂欢，进而激发观众的狂热。所以，没有身体的力与美、速度与激情的足球电影，如果只是在一味地谈论梦想、国家、民族的荣耀，当形式与美的能指异常弱化，再恢弘的意识所指都会成为干瘪乏味的说教。

　　如此说来，中国足球电影还要在艺术水准上有所突破，在梦想实现、思想狂欢与身体炫美和力量冲击的平衡中找到融合，在电影创作上实现新的“破门”和“进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