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志》，黄遵宪著，光绪二十年浙江书局重刊

　　1895年秋冬，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刚刚惨败于向为自己轻视的日本，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墨迹未干，群情激愤，痛心疾首，广州民间书局羊城富文斋印行了曾任中国驻日参赞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此时此刻，此书甫一出版便洛阳纸贵，风行天下。人们惊讶地发现，这部中国近代第一部深入系统地研究日本的著作，居然在8年前的1887年就已成书，然而一直未能出版。曾有人指责黄：如果此书早就出版，国人了解日本，主战派大臣就不会轻易言战，于是战争赔款“偿银2万万可省矣”。

　　其实，他们真是冤枉了黄遵宪。写完《日本国志》后，黄就一直在想方设法出版此书，但就是无人认识此书的价值，因此始终未获出版。透过黄遵宪与《日本国志》的遭遇，人们对晚清的认识可能会更加深刻。

　　黄遵宪坦承，写《日本国志》的动机，正是日本对中国的了解，比中国对日本的了解多得多

　　1877年秋，日本明治十年，29岁的黄遵宪以参赞身份随首任出使日本国大臣何如璋前往东京。到日本不久，他立即深深感到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已绝非中国传统所蔑视的“岛夷”、“蕞尔小国”，而那时国人对此却一无所知。因此，从1878年开始，公务之余的时间，他几乎全都用来搜集资料，广泛接触日本社会各界，研究日本政治、社会、历史，特别是明治维新以来的变化。1882年，黄遵宪完成了《日本国志》初稿，被调美国，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在美期间他仍继续撰写《日本国志》。不久，他对官场失望，认为完成《日本国志》更为重要、更有意义，于是告假回乡，潜心写作，终于在1887年夏季在家乡完成书稿。

　　黄遵宪坦承，写《日本国志》的动机，正是日本对中国的了解，比中国对日本的了解多得多：“余观日本士夫类能谈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以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邹衍之谈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诞不足议论也者。可不谓狭隘欤！”《日本国志》40卷，约50万言，包括卷首年表和国统志、邻交志、天文志、地理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刑法志、学术志、礼俗志、物产志、工艺志等十二种志，从各个角度深入系统地研究了日本的历史和现状。进一步说，这本书对明治维新后所实行的各项制度作了特别介绍。开篇他即明言这本书所述内容“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他在一首诗中吟咏道：“草完明治维新史，吟到中华以外天”，点明这本书其实就是记述、研究明治维新之作。因为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制度、文化“无一不取法于泰西”，他惊叹此后日本“进步之速，为古今万国所未有”，“乃信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他详细记述了明治维新的过程，反复强调维新的重要举措是宣传民权学说，要求召开国会，认为“庶人议政，倡国会为共和”是日本转向强盛的关键之处。日本的经验使他相信“万国强由变法通”，明确希望中国也学习日本实行变法。

　　《日本国志》获李鸿章、张之洞等称赞，“足与前贤颉颃也”，但仍未获总理衙门刊印，一直被束之高阁

　　写完此书，黄遵宪便想将其出版。首先他想将此书呈送主管涉外的总理衙门出版，由官方出版影响最大，最有可能影响国家政策。但他的级别低，且已回乡家居，无资格向总理衙门呈递公文，而当年他的上司、曾任驻日公使的何如璋早因中法战争指挥失当而被罢官治罪，黄便于1888年秋将此稿呈送主管外事且对他有好评的重臣李鸿章，希望他“移送总署，以备查考”，向总理衙门推荐出版。总理衙门当时有将出使大臣的日记、见闻刊刻出版的惯例，黄遵宪在呈李鸿章禀中开篇就引多年前总理衙门奏定出使章程时要求“东西洋出使大臣，将大小事件逐日详细登记，咨送臣衙门备案查核，以资考证”的规定。

　　李鸿章将书稿连同黄遵宪禀文转至总理衙门，并作了推荐。他在“禀批”中说自己“详加披览”，认为此书“叙述具有条理”，当然他也认为，虽然日本努力学习西方也仅得形似，所以并不能从这一部专写日本的书中看清世界大势。但他仍认为这部书对日本的“政教图经，言之凿凿，如在目中，亦有志之士矣”，并将此书与备受佳评的明隆庆间赴朝使臣黄洪宪归国后所作《朝鲜国记》相提并论，且称赞《日本国志》细密完备，“足与前贤颉颃也”。

　　但总理衙门并未理会李鸿章的推荐。半年过去，未闻音讯的黄遵宪心有不甘，于是在1889年春夏又将此书稿呈洋务后起重臣、两广总督张之洞。张之洞将此稿转总理衙门时也高度评价说：“详阅所呈《日本国志》，条例精详，纲目备举，寓意深远，致力甚勤，且于外洋各国风俗、政事，俱能会通参考，具见究深时务。”然而，此书仍未获总理衙门刊印，一直被束之高阁。

　　又等了半年有余，仍未得到任何消息。有李鸿章、张之洞两位如此位高权重的高官推荐也得不到总理衙门的首肯印行，黄遵宪终于对官方刊印不再抱希望，于是转而寻求民间出版。此时，他被任命为驻英使馆二等参赞，1890年初出国前，他将此书稿交广州羊城富文斋书局由自己出资出版。但羊城富文斋书局也不甚重视此书，加上黄又不在国内，因此也一直未将书稿付印。1894年末，甲午战争已爆发数月，中国军队接连大败，水陆军皆已溃不成军，最终败局已定，黄遵宪此时卸任回国，此书才安排出版。近一年后，《日本国志》终于艰难问世。

　　沉迷于中国是“世界中心”、“天朝上国”迷梦中的清朝朝野士夫，根本无法接受一个新的“世界观”

　　就这样，具有高度前瞻性的《日本国志》“事前”无法出版，只到结局底定、大祸已至才姗姗来迟，确不能不令人遗憾万分，大发“此书可抵银二万万两”、“以至今日也”之慨叹。然而，这类“先见之明”最终成为“马后炮”，却非偶然，晚清的政治、社会状况决定了屡屡如此。

　　1848年，经历过鸦片战争的福建巡抚徐继畬出版了自己“五阅寒暑，公事之余，惟以此为消遣，未尝一日辍也”、呕心沥血写成的《瀛寰志略》。这本书详细介绍了各国的风土人情、宗教社会、政治制度、历史沿革，甚至高度赞扬了美国的总统制。从这些介绍的重点和评论中，可以看出徐氏的苦心所在，即为了中国的安危与富强，向对鸦片战争的意义仍毫无觉察、仍沉迷于“天朝上国”幻觉中的朝野人士呼吁，这实际是“古今一大变局”，中国当前的处境不仅不是什么处于世界之中，而是“求隔绝而不能”，面临“天下从此多事矣”的局面。

　　但此书“甫经付梓，即腾谤议”，仍沉迷于中国是“世界中心”、“天朝上国”迷梦中的朝野士夫，根本无法接受一个新的“世界观”。所以，这本带给人们一个“新世界”的著作在痛遭诋毁之后，即被遗忘。也是近20年后，洋务派才重新“发现”这部尘封已久的作品，由总理衙门于1866年重新刊行，作为洋务人员的必读书。

　　而李鸿章、张之洞都推荐了《日本国志》，但总理衙门却将其束之高阁，并未理会，更是事出有因。

　　早在此事十余年前，清王朝第一个驻外使臣郭嵩焘1877年初赴英国就任，应总理衙门的要求，将自己在西方以及从上海到伦敦途中这51天2万多字的日记稍加整理润色，定名为《使西纪程》，钞寄一份给总理衙门。1877年春，由总理衙门刊印出版。由于书中赞扬了西方现代物质文明与制度文明，总理衙门刚将此书刊行，立即引来朝野顽固守旧者一浪高过一浪的口诛笔伐，一时间群情汹汹，有人痛斥他对外国“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有人以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为理由提出弹劾。还有人主奏，要求将郭嵩焘撤职调回。

　　这种顽固守旧、盲目排外的情形，正如有人所言：“朝士皆耻言西学，有谈者指为汉奸，不齿士类，盖西法萌芽，而俗尚深恶。”郭嵩焘自己也曾在日记中感慨地写道：“能知洋情，而后知所以控制之法，不知洋情，所向皆荆棘也。吾每见士大夫，即倾情告之，而遂以是大招物议，为语及详情，不乐，诟毁之。”最后，由慈禧在1877年6月中旬对总理衙门下发了将此书毁版的谕旨。李鸿章给友人信中感叹郭“虽有呆气，而洋务确有见地，不谓丛谤如此之甚，若达官贵人皆引为鉴戒，中土必无振兴之期，日后更无自存之法，可为寒心”。《使西纪程》的遭遇，确令人感到“中土必无振兴之期”。

　　更令人失望的是，黄遵宪请李鸿章、张之洞推荐《日本国志》时，距《使西纪程》风波已十年有余，然而当时的政治环境并未改变。十几年后，《使西纪程》仍是郭的罪名，总理衙门对朝廷的政治态度了然于胸，根本不可能印行与《使西纪程》类似的《日本国志》。

　　黄遵宪与《日本国志》的遭遇，其实反映了清王朝的命运

　　甲午大败，《日本国志》面世，黄遵宪的意义才被“发现”。日本成为中国“维新”的榜样，康有为深受《日本国志》启发影响，给光绪皇帝上书中经常提到日本。1896年9月，准备变法的光绪皇帝在北京召见了黄遵宪，向其询问“泰西之政何以胜中国？”黄遵宪回答说：“泰西之强，悉由变法。臣在伦敦，闻父老言，百年以前，尚不如中华。”光绪皇帝既惊讶又兴奋。维新期间，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进呈《日本变政考》，许多内容就是参考《日本国志》，有些甚至直接抄录原文。1898年2月，变法前夕的光绪皇帝阅读《日本国志》心情更切，曾两次亲催亲信大臣立刻进呈。后来在写给黄遵宪的墓志铭中，梁启超写道：“而所成之《日本国志》四十卷，当吾国二十年前，群未知日本之可畏，而先生此书则已言日本维新之效成则且霸，而首受其冲者为吾中国。及后而先生之言尽验，以是人尤服其先见。”

　　清王朝的悲剧在于，统治集团内有“先见”者总是作为异端受到排挤迫害，《海国图志》、《瀛寰志略》、《使西纪程》与《日本国志》莫不如此。所以即便《日本国志》在甲午战前数年出版，其命运很可能与《使西纪程》一样；退一步说，即便未引起《使西纪程》那样巨大的政治风波，此书也不会得到统治者与社会的重视。以为此书早出几年就可避免甲午之祸，大发“此书可抵银二万万两”之叹，还真是高估了清政府的认识水平、认知能力。晚清的历史表明，清王朝从不主动变革，有识之士“事前”提出的变革主张不仅不被采纳反被打压；只有在经过巨大打击、深创巨痛之后，清政府才会被动、勉强变革。甚至连被动的变革都会被拒绝，如戊戌维新的被镇压。说到底，黄遵宪与《日本国志》的遭遇，其实反映了清王朝的命运。（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