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今天人们多很熟悉，它是西方文艺复兴的主导思想。人文主义简单说，就是以人作为社会价值的中心，看重人的尊严与个性，把宽容、思想自由和自我价值视为人与人相处的主要原则。儒家也有人文一词，但现代人往往认为儒家的人文，与西方的人文主义近似，其实两者差别很大。

　　“人文”一词在中国最早出现在《易经》中，其中“贲”卦的《彖》辞中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易经》的《彖》辞，一般认为出自孔子后学。这句话浅如白话，但细解起来，有很多说头。这句话简单译过来就是：阳刚阴柔，刚柔交错，这是天文，也即自然；文明而有节制有限度，这是人文，也即文化。观察天文来考察四时的变化，观察人文用来感化天下人。

　　从这里可看出，儒家提出的“人文”，是与天文相对的。天文指天道自然，人文说的是社会人伦，最后达到感化天下的目的，这种文化观非常独特。也就是说，儒家对人文的思考，一开始就把它放到一个“天”“人”相对的关系中。只是这种思考，并未像西方那样出现神学和人学的分别，而是将天道也纳入到人学之中，显示了儒家包容的思想特征。如司马迁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在儒家思想中，对人的认知也包含了对天的理解，而对天的理解中也融入了对人的观察。

　　这也是《易经》中卦的构成方式，除了分为阴阳二爻外，也是按上、中、下三位来排列的，对应的也就是天、人、地的关系，由此构成了卦象的变化。《易经》的《系辞》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意思是说《易》作为书，内容广大，一切都具备。有天道，有人道，有地道。兼有天地人三才而两两对应，故一卦含有六爻。六爻不是别的，就是天地人三才之道。

　　从这里可看出，儒家的人文观中，始终关注的是人与天地相互间的关系。在空间上，有天地人；在变化中，有阴阳、柔刚贯通在天地人之间。正是《易经》这种天、地、人的思维格局，影响了儒家的人文观，所以在《中庸》中，“天地人相参”也成为它的哲学基础：“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这个说法与《易经》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王阳明对此有比较明确的解释：他认为“所谓‘天地之间’者，只是有人物的去处。上而碧落，下而黄泉，原不在君子分内”，他还说“只是有人物底去处，则天地之化已属于人物，便不尽由天地”。这里表明儒家所关注的“天地之间”，是指人生活其中而能亲身感受到的“天地”，至于天之上的天堂、上帝，地之下的阎罗、地狱，则不在儒家考察的范围之内。所以儒家的人文观的确非常独特，它既纳入了天地的空间感，但又排除了宗教和神学的因素。这和儒家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之道，仍是默契的。

　　王阳明对于天地人三者的关系，认知得很清晰：“天成乎天，地成乎地，人成乎人，不相易者也；天之所以天，地之所以地，人之所以人，不相离者也。易之则无体，离之则无用。”在王阳明看来，人是天地间的本体，人只有参与到对天地之道的感悟中，才能效法天地之道，最终达成与天地呼应。

　　儒家的人文思想虽然有宇宙观，但目的是要领悟天地宇宙的精神和境界，不是从神学的角度去理解宇宙，也不是以科学的方式去研究宇宙。天地只是作为一种精神尺度和参照，出现在人的世界中的，人终究还是天地间的主体。所以儒家人文观，更多彰显的是人融于天地间的高贵和尊严，像《礼记》中说的“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人与天地自然的关系是有机的、融洽的，并不对立。而西方的人文主义，则是对立于神学和上帝主宰，来强调个人的独立和价值的，完全消除了天地的空间感，失去了天地的参照。天地在西方人文主义中只是人们研究的对象，并没有什么精神属性。

　　儒家的人文观，落实到对政治的思考中，更是如此。在儒家看来，相对于国家和政体来说，人是一切的中心。所以《中庸》说：“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强调的仍然是“为政在人”，国家社稷终究是排在人之后的。和弥漫这个时代的国家主义思想，也完全不同。

　　（作者系北京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