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气和智慧是改革的精神品格

　　习近平同志指出：“全党要坚定改革信心，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更有力的措施和办法推进改革。”纵观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历程，靠勇气和智慧，我们闯过了道道难关，开辟了崭新天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发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员令，涉及的改革内容多、难度大、要求高。打赢全面深化改革这场攻坚战，仍然需要勇气和智慧这两种精神品格。

　　勇气能杀开一条血路。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既然是一场革命，就不是一般的修修补补，也不是形式上的一些改变，而是要对已有理论有所创新，对已有体制进行突破。当前，我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需要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和利益固化的藩篱。如果没有巨大的政治勇气，必然会寸步难行。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在理论上突破了计划与市场姓社姓资的思想藩篱，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生产力发展水平得到极大提高。从以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到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到起决定性作用，每一步跨越都需要以巨大的政治勇气为支撑，凭着一股子闯劲走前人不曾走过的路。

　　智慧能开辟一片新天地。改革需要极大的勇气，但绝不是有勇无谋地蛮干硬干，而是充满着智慧。一要有谋划全局的胸怀。“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对于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需要战略思维，把摸着石头过河同加强顶层设计结合起来，统筹安排，总体推进。二要有胸有成竹的气度。改革开放涉及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如何才能做到稳扎稳打、胸有成竹？“试验”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成功做法。当年，当人们对证券等有争议时，邓小平同志说：“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三要有刚中有柔的策略。柔是为了更好地进步，刚中有柔、小步快跑是改革中常用的方式。改革是对已有利益格局的调整和突破，必然遭到阻力。当改革阻力较大时，不一定非要闯关，非要大刀阔斧。可以先缓一缓，或者从某些局部开始，找到突破口，积少成多，积小胜为大胜。

　　勇气和智慧相结合是改革的辩证法。改革需要勇气和智慧。有勇无智，改革将困难重重，改革者也会遇到很多麻烦；有智无勇，只能是纸上谈兵，改革将很难推动和突破。只有将勇气和智慧结合起来，改革才会冲破体制机制障碍和利益固化藩篱，一往无前。改革推进到今天，容易改的领域都已经改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难涉的急险滩。我们必须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高超的政治智慧，直面改革中的急难险重，锐意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完善和发展。

　　（作者：袁晓江，中共深圳市委党校校委委员，2014年2月26日《人民日报》 笑航/摘编）

　　决定国家治理能力高低的三要素

　　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国内外的发展经验表明，伴随着从传统的“国家管理”向现代的“国家治理”转变，有三大要素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制度+结构+绩效”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要标示。

　　精良的制度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制度是用以减少人们行为不确定性的规范和安排。在一个环境异常复杂的国家执政，中国共产党必须充分认识到制度的重要性，要看到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价值：制度是国家治理行为能否有效开展、治理绩效能否顺利实现的基础，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治理的发展方向、进程和质态。科学、合理和健全的制度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源泉和动力，制度化水平越高，越有助于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因此，构建符合中国国情、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契合社会发展需求、与国际先进治理经验相融合的现代治理制度，是提升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基础。

　　合理的结构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支柱。一个组织能否发挥出应有的功能，同其结构是否合理密切相关。在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过程中，首先需要调整的就是主体结构。在发挥政府治理主体作用的同时，要进一步发挥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的治理作用，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此外，还需要告别等级科层制的治理结构，转而构建扁平式的协调网络，由重视命令式、运动式、动员式的治理策略，转而寻求法治化、互动式、合作型的治理路径。

　　充分的绩效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特征。充分的绩效实质上就是国家治理的有效性。有效性反映的是国家治理体系能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协调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满足公共服务需求，促进社会整体和谐进步，营造良好的社会秩序。治理有效性直接反映着国家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作者：陈朋， 2014年3月10日《学习时报》 笑航/摘编）

　　政府服务合同外包：公共治理的创新路径

　　——美国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政府服务合同外包实践对中国的启示：

　　第一，在公共服务合同外包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政府的角色是要既掌好舵又划好桨。根据美国经验，政府在合同外包过程中必须起到三方面的作用：一是政府必须负责确定公共服务的供给目标和合同外包的接受对象；二是政府必须要为公共服务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三是政府必须对公共服务的结果进行监督和评估。

　　第二，政府部门要重视公共服务市场化（民营化）改革，积极探索符合国情的实践形式。除了经济和效率，政府还需要考虑其他众多的因素，如政治、文化、历史、地理，以及服务的性质、市场的竞争性等，因而政府在进行合同外包决策时须谨慎处置，做好可行性论证工作，减少盲目性。

　　第三，探索多样化的公共服务提供方式。中国地方政府应该根据服务成本和公民满意度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的多样性，比如可以考虑政府提供、合同外包、政府间合作、公私混合提供等方式并存，优势互补，发挥政府、市场、非营利组织各自的比较优势。不妨借鉴美国经验尝试，在合同外包的同时，部分保留公共部门提供服务的能力，让公共部门成为竞争者，进而促进公私部门各自效率的提高，并通过公共部门回应公民的呼声，增强监督，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

　　第四，政府要实行对合同外包实行全过程的监管，并且实时进行动态调整。美国经验充分表明，一个有效的实施过程及监管可以保证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成功运行，包括招标与遴选、合同的制定、风险防范、绩效监督，等等。因此，公共部门必须提高自身的管理能力，对合同外包进行全程监控，不能一包了之。

　　（作者：施从美，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 ，《国外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燕子/摘编）

　　高压反腐应谨防的问题

　　与过去运动式反腐不一样，现在的反腐有更强的持续性，并有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予以跟进。但在形成完善的体制和机制之前，这种持续的高压反腐与运动式反腐有着某些相似特征，譬如说指标压力、群众发动等等。

　　高压反腐的一个重要方式是自上而下的巡视，尽管中央纪委没有对巡视官员正式提出反腐指标要求，但这种压力在某种程度上是存在的。首先，各地巡视官员之间会形成比较心理，如果别地的巡视官员抓出了很多“老虎”或“苍蝇”，而自己一无所获，就会觉得不好意思。其次，即使不攀比，各地的腐败分子总是存在的，如果自己没有查出来，走了之后又被别人查出来了，那就证明自己工作不努力。

　　高压反腐比常态反腐更强调群众路线，欢迎甚至发动群众举报。在群众眼里，腐败情况人人有，只要一查就清楚。而在主流的表达中，腐败分子只是极少数，绝大部分干部是合格的。真实情况也许在二者之间。然而，如果过分强调群众举报，那些不怎么受群众欢迎的，但能够做事的干部可能就要吃亏。根据管理学的“二八定律”，一个单位中真正愿意做事、能够做事，可以给单位带来重要绩效的通常占总人数的20%，而得过且过的人通常占80%，这个80%当中也许还有10%的捣乱分子。如果群众路线运用不当，就有可能导致10%的捣乱分子鼓动、劫持70%的平庸分子，打击20%的优秀分子的情况。捏造事实、造谣诽谤、栽赃陷害是捣乱分子常用的手段，有些做事的好人常常躺着中枪。

　　高压反腐容易加剧单位内部的权力斗争，而反腐成果常常是这种内部斗争的副产品。对一个官员的腐败活动最清楚的，可能就是跟他共事的其他官员。如果同僚都有“案底”，那么谁会在高压反腐中胜出呢？通常来说，权力斗争的高手胜出的可能性要大一些。因此，高压反腐有可能促使官员们拉帮结派，寻找保护伞。在这种逻辑下，那些被查处的腐败分子之所以被查，除了是因为他腐败了，还可能是因为失去了圈子的保护。

　　因此，需要在高压反腐中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无形的反腐指标压力是存在的，需要想办法解决；第二，对待群众意见，要注意平衡，运用有效民主的办法，尽可能地听取大多数群众的理性意见；第三，在反腐过程中注重形成治乱“用好”重典的机制和制度，一项好的机制或制度要在实践中摸索，如果证明是好的、有效的，就大胆地坚持下去。

　　（作者：储建国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人民论坛》2014年3月上 燕子 /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