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社会权力制衡国家权力

　　自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已经开辟了社会权力制衡国家权力的四条进路：

　　第一，给市场放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中国的市场经济尚未成熟，市民社会或中产阶层正在形成中，无论是市场机制还是市场主体都相对偏软偏弱。在此情况下，中国要警惕新自由主义所可能导致的“权贵资本主义”倾向，并积极扶持一个充满创新精神与自由活力的中产阶层，使其成为中国经济稳步增长与法治社会理性进步的中坚力量。

　　第二，给社会赋权，实行政社分离，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加快形成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社会治理体制。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进程中，逐步给社会组织松绑，给基层自治激发动力等，是实现“社会权力制衡国家权力”的社会基础。

　　第三，促使执政党与人大、政协等机关回归社会，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法治，使其始终贴近社会，扎根社会，服务社会，根本改变政党与民意机构官僚化的弊端。

　　第四 ，构建宪法共识，依宪治国理政。必须树立“宪法至上”的理念，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让人民监督权力，让社会制衡国家，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宪制的笼子。只有通过切实可行的制度建设，我们才能为“社会权力制衡国家权力”提供制度保障，从而开创廉洁政治，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作者：华炳啸，西北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2014年3月6日《社会科学报》 笑航/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