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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应该记住谁
王兆贵//www.workercn.cn2014-04-19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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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轶 绘

  人们通常把那些为人类社会进步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人称为英雄。他们出乎其类,拔乎其萃,是民族的脊梁,大众的楷模,人才中的精英。按照成功学与励志讲座的说法,他们都是成功人士,可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有许多英雄人物都有过失败的记录,有的结局还很悲凉,但这并不影响后世将他们视为英雄。如,滑铁卢战役的赢家是联军统帅威灵顿,但到滑铁卢镇参观的人,瞻仰的却是失败者拿破仑,没人去理会威灵顿。再如,人们提及麦城时,首先想到关羽,那个战胜关羽的吕蒙却被忽略了。又如,项羽虽然失败了,却被奉为天下英雄,刘邦虽然胜利了,却被称为“流氓天子”。

  那么,为何会出现“不以成败论英雄”这种非常规的历史观,历史应该记住谁呢?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客观反映,历史是过去事实的记载,真相只有一个。然而,当它被还原为文化记忆时,往往会因见识不同而有所选择和补遗,甚至曲解和编造。经过时间长河的冲刷和积淀,思想潮流的碰撞和修正,民间流传的历史人物和故事,已不再是原初史料,而是集体无意识的公共作品。因此,提出“历史应该记住谁”,就不再是简单逻辑所能求证的“解”。人们之所以不用成败作为论定英雄的唯一标准、终极标准,不单是情感偏向问题,而是价值认同问题,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一时与一世的考究。拿破仑是欧洲历史上四大军事统帅之一,他一生指挥过大大小小60多场战役,比亚历山大、西泽、汉尼拔、苏沃洛夫这些名将所指挥的战役总和还要多,但滑铁卢一役却一败涂地,并就此退出历史舞台。后来,兵败滑铁卢便成了惨败的代名词。但是,“失败反把失败者变得更崇高了。倒了的波拿巴仿佛比立着的拿破仑更为高大”。后来的事实,印证了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提到的这些话。

  业绩与人格的权衡。称得上英雄豪杰的人,其业绩可以不昭彰,但人格一定是高尚的。他们通常以坚贞的气节、刚毅的血性、不屈的斗志、无私的奉献而著称。荆轲失败了,但他义无反顾的献身精神,就像他朗吟的《易水歌》那样,传为千古绝唱。李广出击匈奴,屡战败北,死后未获封侯,但在人们心目中,他仍然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号称西楚霸王的项羽,不仅霸业未成,而且输得很惨。一曲垓下之歌,回肠荡气,长使英雄泪满襟。项羽尽管偏执自大,蛮横暴戾,但因他光明磊落,率直坦荡,向来为世人推崇。这也说明,当一个人的人格魅力为世人所敬仰时,即便其最后结局是失败的,也不会动摇他在历史上的地位。

  正统与异类的偏见。在中国,由于正统观念根深蒂固,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人们对历史人物的解读。三国争雄,刘备尽管未能胜出,但因沾了汉室宗亲的光,身后享有“英雄之器”的盛誉。曹操尽管胜利了,但因有篡位之嫌,身后背有“乱世奸雄”的恶名。其实,曹操不论在军事、政治还是文学上都卓有建树,鲁迅说他“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

  功绩与过错的比较。即使再高大的英雄人物,也不可能完美无瑕,英雄之过乃白璧微瑕,难掩其丰功伟绩。林则徐在中英商贸关系的处理上和对英军发动战争报复的判断上,均有不当之处,并导致清廷误判。我们不能因此否定林则徐的历史功绩,说他不是民族英雄。再者,对英雄人物是非功过的论定,并不存在终极标准,时代背景不同,审视角度不同,答案也不相同。比如说,将相中的袁崇焕、曾国藩、李鸿章,帝王中的嬴政、雍正,以及介于帝王将相之间的曹操,历来毁誉参半,史家说法不一,民间也存争议,原因就在于所持的标准不同。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胜败乃兵家常事。“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在人才领域的运用,不仅对评价历史人物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人才的测评、干部的考核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特别是在开创时期和改革阶段,对那些锐意创新、大胆改革而遭遇失败的人,要像看待走麦城的关羽那样,一如既往地尊重他们。在职的,我们不应苛责他们;失意的,我们不应冷落他们;离任的,我们不应忘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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